PAR 表演藝術雜誌

很少有團隊像「十方樂集」一樣，以「複合名詞」來介紹自己。這個名詞代表的不僅是表演團體、專業的演奏空間，還包括一個愛樂者可以交換理念的咖啡館。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多年來以現代音樂為職志，發表國內外經典作品、藉音樂會傳達最新資訊……他們的堅持，早已讓「十方樂集」成為現代音樂的代名詞。然而毫無預警地，團長徐伯年卻淡淡宣布，他們已無法再繼續堅持下去……

長達數十年的開墾該有條康莊大道吧！但他竟嘆氣地說：「這種不安已經有兩、三年了，看到前面的路愈來愈窄，我該怎麼辦？ 」

現代音樂的經營原本就不容易，它的挑戰性我們或許稍稍可以理解，可是突如其來，每年歲末樂迷期待的音樂節“Taiwan Connection”竟也爆出了下屆停演消息。看見總監胡乃元聲明稿中解釋著：「暫停的消息來得很突然，聯想到是否出了什麼事？」大家也不禁要問，不管現代或古典，優秀的演出團體不約而同地走這一步，這其中，究竟出了什麼事？

土壤不對  種不起新果實

由小提琴家胡乃元與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發起的“Taiwan Connection”（以下簡稱TC）以連結在海內外發展的華裔音樂家返台演出為號召，從小型室內樂一路做到大型室內樂團。團員即使來自四面八方，但在舞台上一起做音樂的向心力，是相當令人動容的。但是單靠燃燒熱情，終究無法解決潛藏的危機。胡乃元說：「做了十年的音樂推廣，我們也發現每年只做一次，力量著實單薄。這一年耕耘出的成果，等到下一年，似乎又得從零開始，而之前努力的並無法累聚。」再加上演出前音樂家們總有臨時狀況無法參加，讓他害怕如此週而復始的工作，只是像薛西弗斯般地疲憊又徒勞無功。

有時候是出了台北，票房就推不動；但更令人氣餒的是無論在哪裡演出，所有的事情都得要重來。徐伯年認為：「原因在於整個社會的藝文土壤不對，種不起來。大家比較在意的是物質上的東西，而對精緻的藝術沒有需求。」

徐伯年表示在台灣，現代音樂算是古典音樂的小眾，幾乎沒有買家。若要音樂向前推進而不是原地踏步，最大的買家應該是政府，也就是說，研發與創新應該由政府支持，只要是受歡迎的事物自然就會群起效仿、造成流行，而當流行興起的一刻，這個點子就舊了，於是就得再回到源頭發想。問題是，我們的環境並沒有如此的良性循環。他直言，每年申請扶植團隊的補助，就得面對各式各樣的質問，這些質問不僅讓他感到不受尊重，常常還問得他啼笑皆非。

制度  讓人進退兩難

仔細檢視這個制度，徐伯年說：「我相信是好意。成立樂團的初衷就是要做音樂，但後來發現有錢可以拿，就紛紛去申請。然而拿了經費後就開始要求擴充、增加業績。如此下去就會產生市場考量。但如果每個團隊都按這個模式之後，思維就會往同一個方向。同質性愈來愈強、被逼得愈來愈大、愈來愈依賴經費，到最後完全陷入一個泥沼當中。」為了要衝到一個程度，每個團就需要花很多時間做各種申請、核銷、執行的書面報告，做得愈漂亮拿的錢愈多，但花費這些功夫不但跟音樂會沒有關係，真正做出的藝術性有多少，更值得商榷。於是，在這循環當中，音樂家愈來愈沒有士氣，而當連謀生都要另外想辦法時，又有多少精神能夠花在藝術上？

再者，在高倡文創產業的今天，藝術一窩蜂往通俗與同質性走的狀況，導致逐漸犧牲了前瞻性與獨特性的空間。徐伯年疾呼：「不是每項藝術都能夠變成產業！」上游研發，第二階段是製造，第三才是行銷，每個階段都必須要分層，不能要求每個藝術家都去行銷。他舉例：「就像蚵仔麵線、滷肉飯、義大利麵都到夜市擺攤，現在連法國菜都要求到夜市，怎麼看得出各自的特色來？」

反觀TC的組成單位，原本就是來自各地的華裔音樂家。千里迢迢回國的樂手沒有問題，反到是任職國內公立樂團的團員，竟面臨了被市議員質詢到外面「兼差」的爭議，引發軒然大波。於是，音樂家們明明能夠在舞台上恣意揮灑、表現媲美國外知名樂團，卻因公務體系的規定而顯得綁手綁腳，更讓音樂節的處境進退維谷。事實上，國外樂團很鼓勵團員在不影響工作情況下，參與別的節目，如此當他們回到原來工作崗位時，便能有重振精神的感覺。可是就算音樂家脫離樂團束縛，仿效歐洲自由音樂家的模式，完全以演出場次計算薪水，在台灣目前的環境，恐怕也難以生存。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再將範圍擴大，團隊的活力來源，也跟資源的多寡有關。胡乃元說：「很多好的古典音樂並不適合在大場地演奏，所以我們想『從小做到大』，可以在小規模的地方呈現音樂裡很細緻的美。這並不太符合經濟效益，但為了落實這樣的理念，我們必須仰賴外界的贊助支持，否則單靠一般校園支付的費用，和實際演出所需相差太遠。」即使募款辛苦，但聽完TC的音樂會後，每年總有主動表示願意長期支持的企業。諷刺的是，如果拿這些贊助，與邀請外國天團來台演出一場的經費相比，就會知道那個懸殊的差異，只能使人欷噓。

比起一場天團的降臨，TC十一年來不但聚集了音樂家，足跡也遍及台東、花蓮、屏東、台南、彰化……演出地點從操場、樹下、禮堂到音樂廳，以音樂貢獻社會外，也提供了獎學金，推薦國內優秀音樂人才到義大利音樂節學習、表演。但這份工作單靠個人是不夠的。「做得到好音樂很高興，但為了要做到這個理想，我也付出了代價。」為了TC音樂節，胡乃元每半年的時間就得花在其中，大量的行政工作、繁瑣的雜務讓他幾乎無法靜下心來。即使音樂節結束後，前半年可以回到自己原來的狀態，但練琴時時被中斷加上身體狀況等，實在折煞了一位應該在舞台上發光發熱的演奏家。

聽見歷史  聽見警鐘

TC音樂節舉行了十一年，「十方樂集」則是扎根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無數個三百六十五天。徐伯年回憶：「很多台灣音樂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裡。」因為演出、錄音、講座，甚至在十方舉辦的現代音樂論壇，這個地方就像音樂圈的據點一樣，時常出入著吳丁連、張己任、賴德和、楊聰賢等樂壇重量級前輩。與徐伯年私交甚篤的李泰祥，生前常坐在咖啡館的一隅聊天、討論、為樂團寫曲；已逝作曲家盧炎當年也常到那兒打發時間，後來更在十方舉行婚禮、辦自助餐會讓大家開心灑花。回想這二、三十年，徐伯年驕傲地表示：「這個過程我獲得很多經驗，甚至我可以說，台灣很多現代音樂演奏經驗累積在『十方』之中。如果過三、五十年回來看台灣這個時代留下什麼東西，那麼『十方』就要不停地被提到。」就算現在，他仍能輕易召集幾十位作曲家共同發展創意，不管是資深學者，或是年輕新秀。

所幸，十方樂集並非完全結束，但放棄了國家的補助，等於放棄了一年兩、三百萬的經費。下了這個決定後，他們縮小樂團、減少行政，以兩、三人簡單機動的方式深入到巷口、音樂廳、里民活動中心、學校音樂班等地與大眾結合。雖然不能再主動辦大型音樂會，還是想辦法將美的現代音樂帶給大家。而TC音樂節雖然暫停，卻不排除以TC名義各自發展、接觸偏鄉、將音樂家送到國外音樂節，在能力範圍下做規劃。將大團打散成個人，兩個團隊都以「轉型」的方式，選擇投入當地繼續活動。即使惋惜，但至少不是終結，不過不能不注意的，是他們所敲響的警鐘！

文化的耕耘養成是很花時間的，是醞釀多年後回頭、才能發現當代成果的。歐美投注龐大資金在表演藝術上，就是希望取得文化上的優勢，接著帶動其他產業來厚實國力。如果只求立竿見影，那麼即使再多時間過去，絢爛的煙火也只剩一地灰燼。大環境是大家造成的，但要改進也需要大家的力量；想要什麼樣的未來？那就要看看，我們創造了什麼樣的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