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黃連煜的工作室牆上掛了一隻三弦，明明是「三弦」卻斷了一條弦成了「二弦」，但黃連煜還是彈了廿年：「就算斷到只剩一條弦，我還是能彈，音樂嘛，就是聲音的組合。」他說的時候，手上彈的吉他是雪茄盒改成的，幾個簡單的和弦聽起來像是詩人手中隨意抖落的菸灰星火。

接下挑戰  是有個企圖心

生活給了什麼養分，他就唱成了歌。從一九九二年的《新寶島康樂隊》一路走來已經超過廿年，他當過暢銷歌手，然後淡出歌壇，開過夜店、餐廳，走了一回，又回來唱歌，什麼有趣的事都都要試上一回，這次他在台北藝術節的新嚐試是和鴻鴻合作的新戲《我是東西南北香蕉人》。

這齣客家音樂劇取材自清末客家詩人黃遵憲的故事，劇中不僅將黃遵憲的詩改由客語發音，還融入許多黃連煜新作和舊作的客家音樂，音樂類型從客家山歌到當代的搖滾、民謠都有。

一齣戲裡有如此「混亂」的音樂，當然作品的內容也不可能太正經，故事內容是黃遵憲從清末穿越時空來了當代台灣，而「不正經」的內容卻有個很正經「以古諷今」的企圖，黃連煜說：「黃遵憲和梁啟超一起參與過戊戌變法，他一生企望民主，穿越時空來了當下的台灣，卻發現民主的台灣仍有很多荒謬的現況……」

演過電視劇、電影的黃連煜其實對表演很沒把握：「我以前演戲只看我自己的戲分，不管別人演什麼，但這次不行，我要整本看完……而且不能NG。」他甚至乾脆求導演鴻鴻將戲分減少，幾經折衷，他現在看開了：「反正，就當作開演唱會。」

會接演這樣的挑戰，其實是黃連煜對客家音樂的企圖心：「去年的《純情天婦羅》之後，有人提議可以做個客家音樂劇，我覺得這點子不錯，就一路參與到現在。」他認為，音樂不是只情感和音符：「若能和影像互相結合，會讓音樂的影響力更大，從聽覺走向視覺。」

為何是客家語發音？他回答得很簡單：「因為我是客家歌手。」從《新寶島康樂隊》開始，黃連煜就開始以客家語作為創作的語言。事實上，他從小熱愛的卻是西洋音樂，甚至一度想要離棄客家歌。

風光背後  是無止境的重複與消耗

出身頭份的他，國小便隨父母從客家農村搬到頭份鎮上，外公是成功的生意人，家裡媽媽聽國語流行歌，舅舅聽日文歌，阿姨聽的則是西洋流行樂。「我什麼音樂都聽，但就是不聽客家山歌。」在客家族群裡，客家山歌多是勞動階級、茶農、莊稼人生活的歌謠，搬到鎮上遠離了這樣的生活，客家山歌對他來說很難引起共鳴，反而五光十色的流行樂像是遠方美好世界的象徵，時時刻刻呼喚著他。

成長於一九七○年代的黃連煜，就像當時所有的客家青年子弟一樣，從學校畢業後，就急著拋棄原鄉，進入都會裡討生活。「我以前很傻，會以為世界上所有人都在講客家話，小時候隔壁搬來了閩南人，我還覺得奇怪，為何他們講閩南語？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單純得很美好。」

沒有受過正規音樂教育，只有在中學因為擔任學校樂隊而學會幾種樂器的黃連煜，寫歌是內建的基因：「寫歌就是隨便亂唱就出來了。」他在錄音室工作，被發掘了音樂才華。而另一個召喚他的內建基因是：客家文化。

一九九二年，他為了寫歌開始從頭了解自己的客家文化，要寫自己的歌當然就是從自己的母語開始：「我講客語，為什麼不唱客語歌？」他從頭去聽童年時被自己忽略的客家山歌，甚至到中國各地採集客家文化。

九○年代台灣本土意識抬頭，各種母語創作音樂大受歡迎，《新寶島康樂隊》的新台語歌、新客家歌受到市場注意。一路從九○年代頭紅到九○年代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們唱一百場，到處巡迴，從台北唱到綠島、武嶺。」風光的背後，是生命無止境的重複與消耗。

翹翹版的兩端  成為創作的來源

「那時候，每天醒來都在不同的MOTEL，生活很浮，寫出來的作品也浮，我決定退出。」一九九七年開始，他原本打算休息一、兩年，到紐約流浪，沒想到一休息就十年。預計要去紐約，也沒去成，反是在台北開了各種餐廳，從酒吧、義大菜餐廳開到麻辣火鍋。「我到現在還會做當初開店的惡夢，夢到資金不夠，要跑銀行三點半。」

店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最後落腳在北藝大校園，開了一家「貳樓咖啡」，店裡常有校園獨立樂團表演，黃連煜這個老闆除了租借場地給樂團表演，偶而還會到現場幫忙接電線、布置場地，甚至還幫這些年輕人接洽表演，認出他的人不多。

可是，每天看這些年輕人唱歌，自己也心癢了：「他們把我快滅掉的音樂熱情又重新點燃了。」離開的這十年，他每天被生活追著跑，張羅開店，開口向人借錢，日子無論如何擠壓，他仍不忘寫歌，「生活就像吃飯，吃了飯就會拉屎，而寫歌就是拉屎。」

十年之間寫的歌，他就只是寫，從未想過發表。二○○七年，剛好客委會有徵案，黃連煜把這十年的作品整理投案，不僅獲得補助，該專輯《BANANA》還拿下當年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重新回來之後，我更確定自己想做的事，想寫客家音樂，一直寫下去。」

為何有這樣的醒悟？他先是笑說，自己老了，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瀟灑隨意了，但下一刻又認真剖析起自己：「我是一個害怕安逸的人，太舒適寫不出好作品，但你也不能讓自己苦到過不下去，我有家庭有生活，畢竟年紀大了……我像是在蹺蹺板的兩端，一下子追求舒適，一下子追求刻苦。生活裡的這種擠壓就成了創作的來源。」

邊唱客家歌  邊重新發現了自己

唱了這些年，他也不斷思考自己與客家文化的關係，說起來，一九九二年的走紅是時代造英雄，但時代會退去，自我如何在變動裡安身立命成了自己的課題，他推翻了之前回答我的話：「很多人問我為何要唱客語？我千遍一律回答因為我是客家人，這是很不負責又膚淺的說法……這幾年，我一直問我自己為什麼唱客語，我與客語有什麼關係？」

他說，客家文化是一種超越地域的文化，你在湖南出生，所以你是湖南人，「但是客家人的文化並不是依出生地而來的，客家人四處流散，有新加坡，有廣東，有台灣，把這些人維繫在一起的，成為一個共同的客家文化是語言，如果當這群人不再說客家話，那客家人就不見了。」

年輕時想逃離原鄉，拋去客家標籤的男人老了，他邊唱客家歌邊重新發現了自己：「我以前很喜歡海，十九歲就考了水上救生員執照，但客家文化是跟山的關係很緊密的，近廿年，我已經不去海邊，不知為何一個人反而愛上了爬山。」水上活動是一群人的事，而爬山是一個人的事。

黃連煜的工作室一頭還掛著一支原住民的刀具，那是他爬山時砍木開路用的。藏在生命底層的文化因子不斷召喚他，他說：「我在台北待了卅幾年，國語台語都講得比客語好了，很多我爸媽說的俚語、黑話我都忘記了，不要說城市，連客家莊的菜市場你要找到講客家話的人都很不容易。」聽起來有些哀傷，他接著說：「我太太不是客家人，我的小孩不會說客家話，因為沒有那個環境，我現在一直努力唱客家歌，希望保留這樣的語言環境和文化，希望有一天我的小孩想學客語的時候，還有這樣的環境，或是從我的歌裡，他們能認識這些流失的客家文化。」這是他一直唱一直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