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服》描述未來由穆斯林統治的法國。
《臣服》描述未來由穆斯林統治的法國。(Arno Declair 攝 Deutsches Theater Berlin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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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劇院《臣服》 反思歐洲文明危機 史蒂芬.基米二度執導韋勒貝克爭議之作

法國作家韋勒貝克的小說《臣服》描述未來由穆斯林統治的法國,上市當天,發生了當期以他過穆斯林齋月漫畫當封面的《查理周刊》遭遇恐攻事件,也讓該書成為爭議之作。曾將韋勒貝克《情色度假村》搬上舞台的史蒂芬.基米,執導柏林德意志劇院的《臣服》製作,這已是該書在德語劇壇的第三個版本。劇中主角就像久病不癒的病人,他如同歐洲世界的隱喻,一個瀕死、難以忍受、即將自毀的崩壞結構……

文字|廖俊逞、Arno Declair
第288期 / 2016年12月號

法國作家韋勒貝克的小說《臣服》描述未來由穆斯林統治的法國,上市當天,發生了當期以他過穆斯林齋月漫畫當封面的《查理周刊》遭遇恐攻事件,也讓該書成為爭議之作。曾將韋勒貝克《情色度假村》搬上舞台的史蒂芬.基米,執導柏林德意志劇院的《臣服》製作,這已是該書在德語劇壇的第三個版本。劇中主角就像久病不癒的病人,他如同歐洲世界的隱喻,一個瀕死、難以忍受、即將自毀的崩壞結構……

二○一五年一月七日,素有「壞小子」封號的法國作家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s)的最新小說《臣服》Unterwerfung上市,描述未來由穆斯林統治的法國。當天出刊的《查理周刊》封面是韋勒貝克過穆斯林齋月的漫畫,標題寫著「韋勒貝克巫師的預言」,諷刺他在書中危言聳聽。中午,伊斯蘭極端分子發動恐怖攻擊,血洗《查理周刊》,引發國際譁然。

這部極具爭議的小說,法語劇壇無人敢演,反而是向來反映社會時事與時代脈動的德國劇界,馬上就將這個作品搬上舞台,繼漢堡劇院(Hamburger Schauspielhaus)與德勒斯登劇院(Staatsschauspiel Dresden)後,在柏林德意志劇院(Deutsches Theater Berlin)上演,由史蒂芬.基米(Stephen Kimmig)執導的《臣服》,是德語劇壇的第三個版本。

伊斯蘭教統治法國的政治預言

《臣服》是個政治預言。故事設定在二○二二年,傳統左右兩大政黨在總統選舉時,都沒有通過第一輪投票,進入第二輪的只有極右的「國民陣線」與一個新興的「穆斯林兄弟黨」。結果由穆斯林兄弟黨贏得大選,在原來政教分離的法國引入伊斯蘭教法,容許一夫多妻。婦女再也不敢袒露小腿,失業問題也會迎刃而解,因為婦女被迫退出勞動市場,大學也被命名為伊斯蘭。

小說主角弗朗索瓦是一個反社會傾向的教授,專門研究十九世紀末法國小說家喬里-卡爾.於斯曼(Huysmans),和一位年輕的猶太女孩同居。在法國成為一個由穆斯林領導的國家後,對人生抱持悲觀態度的弗朗索瓦更加消沉,他改信伊斯蘭教,而女友則選擇移居以色列。

被視為虛無主義者的韋勒貝克,從來不否認對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的敵視,以及對女性的沙文態度。一般認為《臣服》是法國的《一九八四》,它將法國人的伊斯蘭恐懼症,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將集體式絕望滲透到個人式絕望中,通過滔滔不絕近乎挑釁的語言,引發讀者的深層恐懼,挑動了歐洲的敏感神經。

發生在主角非線性的腦內劇場

《臣服》是基米繼《情色度假村》Platform之後,第二度改編韋勒貝克的小說。對基米而言,韋勒貝克用一種尖酸而又精準的筆法,批判西方人思想和內心關於喪失了未來及烏托邦的問題,那種毫不手軟、不放過自己的激烈攻擊方式,幾乎到一種燃燒自己和自我毀滅的地步。

改編的版本並沒有按照小說的敘述時序,而是發生在主角非線性的腦內劇場。舞台上沒有機關槍,沒有中東男性的鬍鬚,沒有IS標誌,沒有穆罕默德畫像等伊斯蘭教的符號。一間明亮近乎潔癖的病房,傾斜壓迫的天花板,一台懸吊攝影機,一道狹窄沒有出路的階梯,一張病床,構成了全劇場景。

由史蒂芬.夏夫(Steven Scharf)(曾演出基米的《情色度假村》,並以該劇拿下最佳男主角)飾演的弗朗索瓦,是個典型的白人男子、異性戀、中年、孤單、神經質。圍繞著弗朗索瓦的四位演員,則隨著劇情的跳躍式發展,時而扮演照料他的護士、主治醫生,時而成為他的女友、大學任教的同事,時而是國民陣線與穆斯林兄弟黨的領袖。

整場演出,弗朗索瓦就像久病不癒的病人,臉色蒼白、疲憊沮喪,思緒混亂、喋喋不休。夏夫透過精準的聲音與姿態刻劃出角色的敏感與脆弱,這個男子不只是法國,更是歐洲世界的隱喻,一個瀕死、難以忍受、即將自毀的崩壞結構。而卡蒂亞.哈斯(Katja Haß)設計的舞台也呼應了這個意象,看似牢固的空間,全都是用紙糊成,脆弱且不堪一擊。

導演在詮釋上避重就輕略嫌保守

韋勒貝克以《臣服》大膽預言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終將結束,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當歐洲搖搖欲墜,伊斯蘭教賦予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政治不再由經濟學決定。教育,家庭,社會和集體價值觀,文化和道德是新政治制度的核心。這將是歐洲的救贖嗎?一條指向未來的道路嗎?

基米並沒有在劇中特別突顯他對穆斯林的態度,在詮釋上避重就輕、略嫌保守,無法直指韋勒貝克作品的核心,這或許說明了德國當局面對難民政策與恐怖攻擊頻傳的兩難。當種族問題搬上舞台,何為政治正確?這仍是個棘手、難以處理的禁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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