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自二○一一年開始，由編舞家何曉玫創辦的Meimage Dance「鈕扣計畫」作為旅外舞者每年固定「回家編舞」的平台，今年度，終於何曉玫也要「回家」了，今年她將首度率領邀請的編創者凃力元、董柏霖、劉奕伶，在台北場後移師宜蘭演出。

It takes two to tango  「人權」的反思

「對我來說，『人』在聯合國人權宣言中非常不真實，它說，每個人都獨立、有移動的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但這完全不符合現況。」目前在瑞典哥德堡歌劇院舞蹈團工作的凃力元談起本次新作It takes two to tango這麼說道。

舞名It takes two to tango取自「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俗諺，直接地指涉了人與人的複雜關係，而處在近年大量難民湧入的瑞典，凃力元如同在風暴中心地在日常、展覽、電影中感受到這股來自全球的衝力，並且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旅行時，旅館床上放著的一本《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小書，讓他更具體地思考了創作內容。

「人權是人制定出來的，而人權同時是權力，但同時也可能是對其他人暴力的藉口……如果人去除了身分、地位，只是兩個原始的人，這樣的狀態面對彼此，就會產生連結。」與同團舞者，也是本作合作夥伴Jan Spotak的雙人舞呈現了關係的消長——合作、競爭、渴望、操控——在肢體運用上，除了透過物體化表述了人面對他者所產生的保護殼外，舞作中也有一段是「很動物性地用不自由去表現自由」。

此外，「茶杯」是本作中的重要元素，「我們摔破了超多茶杯！」凃力元笑道。他以二手市集購入的精緻茶杯，呈現了人之間關係的脆弱，「我們特別保護它，但有時候，又會忘了保護的原因是什麼。」即便議題看似沉重，凃力元最終仍想傳達正向訊息。有趣的是，舞作中，企圖透過時間軸、讓重複的事件呈現不同的「結果」，這也使每場演出成為有些微不同的開放式結局。

《為什麼他要離開》  書寫同志的故事

日前，大法官判決禁止同性婚姻違憲，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接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英國韋恩．麥奎格舞團（Company Wayne McGregor）的董柏霖集結自許多同志朋友的故事，並綜合了同志與同婚的相關報導編創《為什麼他要離開》，他說：「希望觀者能以同理心去看待每個生命的訊息。」

「離開，顧名思義就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但這些人的離開多半來自不得已，身不由己，無奈，不被包容……所以他們離開。」他限縮了「離開」的對象，直接指涉社會上的同志，「屏東高樹國中葉永誌事件，讓我感受最深，雖然作品呈現並非圍繞在這件事上，但是那種悲憤、心痛，讓我非常難過，我覺得沒有任何人的生命必須被這樣糟蹋。還有我身邊的例子是，有一位同志朋友，因為害怕出櫃，怕被家人排斥，被社會排斥，所以選擇跟自己不喜歡的女孩在一起，每天都很不快樂，像戴著面具，活不出自己。其實我一直在想，為什麼相互排斥，是因為我們往往沒有那顆包容的心去了解對方。」

董柏霖以如詩的影像、冰島搖滾樂團Sigur Rós、英國作曲家Joby Talbot、改寫盧卡斯．葛拉漢樂團（Lukas Graham）的Better Than Yourself等音樂，營造全作哀傷的基調，他說：「我希望能引發觀眾同理心的感受另一個族群，看見他們心底的無奈，也期待未來台灣能有更完善的環境與律法，去包容、擁抱不同的人群。」

《更》  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

在美國比爾．提．瓊斯／阿尼贊舞團（Bill T. Jones/Arnie Zane Company）待了近十年，劉奕伶兩年前剃光了頭髮，十年前到陌生城市初來乍到的怯畏壓抑，也一併隨三千煩惱絲剔除了，「長頭髮、亞洲面孔曾讓我在群體中很特別，但這其實讓肢體的特色被遮蔽了。」當遮蔽消失，肢體的細節被突顯，也讓身為表演者的輪廓更清晰了。

她在二○一五年的雙人舞《噓》到今年新作獨舞《更》，某種程度上貼合了在舞團成長的心路歷程，「如何把自己的身體特色和舞團並行是重要的，前幾年試著讓自己『接近』舞團，但有陣子我發現自己居然不會即興了，年過三十，這兩個端點似乎找到了平衡，學習舞團風格的同時，我還可以保留自己。」

「留」是本作關注核心。劉奕伶分享，她曾在一支十幾年前參與表演的作品錄影中找不到自己，「我嚇壞了！」她質疑過往被要求「像海綿一樣」的學舞歷程，自我特質的壓抑，「開放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不是每件事情都適合所有人。」

她自問：什麼是「更」好的自己？什麼是「更」好的選擇？當時認為好的方法是否伴隨著副作用或反效果？舞名「更」，有「比較」，也有「經歷」之意，她企圖從純粹肢體的展演與錄下自己說話的聲音作為聲響的一部分，表現身為舞者的身體需求、身為人與週遭環境應對的態度、身為群體中一分子在行為上異與同的意識，來質疑對於「好」的追求，也反思什麼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