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直以來，不難聽到台灣舞者如何活躍於歐美舞壇，從早些年在美國瑪莎．葛蘭姆舞團的許芳宜，到近年舞者如荷蘭舞蹈劇場的吳孟珂、比利時偷窺者舞團的劉怡君等。不過，要聽到長年以歐陸為根據地，從舞者一路成為歐洲備受肯定的編舞家，可就少了。孫尚綺，即是一個對台灣觀眾來說，既熟悉又神秘的人物。

二○○一年，孫尚綺隻身前往歐洲，曾在紐倫堡現代舞團工作，後以自由舞蹈工作者身分定居柏林，也在那一年，他的《對話二》拿下了斯圖加特國際獨舞藝術節編舞金獎，備受歐洲舞壇矚目。神秘的是，這顆新星要到三年後，二○一一年雲門２的「春鬥」舞台上，才讓台灣觀眾第一次認識了他的作品──《屬輩》，一支荒謬、詭譎、有點神經質的舞。直到近年，孫尚綺的作品頻繁出現在臺北藝術節與台灣國際藝術節，更即將於今年兩廳院「舞蹈秋天」帶來首演於柏林的作品《溯形Spur》。緊接著也要與柏林新音樂室內樂團攜手將《攝影師》介紹給台中歌劇院的觀眾，一齣美國當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在一九八二年創作的多媒體劇作。

《溯形Spur》溯一場音樂與身體的軌跡之旅

若看過孫尚綺的作品，腦中大概會浮現幾個關鍵字「冷調」、「灰階」、「壓抑」，同時覺察到自己「止不住跟著舞者身體流轉的目光」。的確，集舞者與編舞者於一身的他，坦言自己「對身體美學的追求非常瘋狂。」也於是乎，潛意識地常以動態為舞命名，好比《穿越Traverse》（2011）、《浮動Uphill》（2013），及這次的《溯形Spur》。或許是時刻遷徙的海外生活，又或者是藝術家天生著迷於感官之間的轉譯表達，讓他有感於生命中的「轉換」與「變動」，因此常有一種無以名之的動態感，流瀉於作品內外。

只是，動態這事，說來抽象，如何讓不斷流轉的動態在一個作品的時間內賦形，「音樂」是他作品中的重要線索。不過對孫尚綺來說，音樂絕非僅為襯托舞蹈，而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像是音樂與舞蹈之間的轉譯者，在兩者間布下對話，交集有時，各自揮灑亦有時。「我排練時從不聽音樂，只有到排練尾聲音樂才會進來，但是我會在開始排練前聽足一個月的音樂。」音樂在他心裡，排練場上，他與舞者們則以空間為畫布，身體作畫筆，一起畫出音樂。也許可以這麼說，《溯形Spur》像是一場追溯身體與音樂間時近時遠的軌跡之旅。

乍聽，孫尚綺的作品美學似乎有些高深玄妙，不過他特別提到，相較於以往作品的灰暗與壓抑，這回的《溯形Spur》比較好玩些，裡頭摻雜了他年幼獨處時，觀察大人們透過手勢的溝通互動，以及對自然風景的想像。好比其中一段，鋼琴單音如雨滴，彷彿為汗水淋漓的舞者們帶來一陣清涼，瞬間為空間塑了一個泥土逐漸濕潤的下午。為了這場音樂與身體間各自溯形的遊戲，孫尚綺找來柏林新音樂室內樂團（Ensemble KNM Berlin），演奏比利時作曲家貝艾特．福瑞（Beat Furrer）的Phasma與Solo，兩部孫尚綺口中「既規律又多變」的作品。

《攝影師》幻化文字、舞蹈、影像、音樂於一體

另一方面，孫尚綺與柏林新音樂室內樂團結緣於二○一四年《攝影師》的合作，這是他首次嘗試導演音樂劇，聽來頗具挑戰性，不過，孫尚綺看了格拉斯的原劇本後就一口答應，只因劇本的文字簡潔，大大吸引了偏好極簡文字的他。

「文字就是舞蹈」孫尚綺一直這麼相信著，從二○○七年即以文學作品為靈感創作舞蹈，如《我不語》、4.48/Ohne Title。數年後的《攝影師》來得正好，一展他長期實驗文字與舞蹈的轉換能力。由於格拉斯的原劇本並無動作與走位，僅文字而已，所以他埋首研究劇作內容和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重新規劃了角色的戲劇佈局與各元素配置，將一九八二年首演於荷蘭藝術節總長三小時的《攝影師》，濃縮為一小時的三幕劇，由舞蹈、戲劇、影像交錯配置，儼然集導演與戲劇顧問於一身。

除了劇本文字激發了孫尚綺對舞蹈的想像，攝影師艾德沃德．麥布里奇（Eadweard J. Muybridge，1830-1904）將靜態動物照片動態化的實驗，更是刺激了孫尚綺對身體動態的思考，「麥布里奇提出的影像概念現在看起來還是很現代，動物如何從一個鏡框運動到另一個鏡框，這樣的美學很有趣。」芭蕾出身的他驚嘆麥布里奇在當時透過影像所呈現的科學身體。的確，身為眼尖的編舞者，或是熟稔肢體的舞者，在身體動態上的精雕細琢永無止境。身體從此到彼，重心如何轉換、如何與地心引力抗衡、如何連結肌肉與骨骼運作，都可一算再算。尤其，在格拉斯音樂的強大音場下，舞者身體如何與音樂馳騁、抗衡、遊刃有餘，又不至於被格拉斯具爆發力的音樂耗盡，在在挑戰著舞者們的身體調節能力。「我很刁，所以也相當感謝願意相信我的舞者。」想來，孫尚綺如何讓歐洲舞者一試再試，必有一套令人折服的美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