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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河》(許斌 攝)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島喻.島嶼——雲門舞集《關於島嶼》

舞動的共同體

雲門舞集與當代台灣的認同辯證

關於島嶼,信手捻來的例子告訴我們,這塊「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上的人們,在雲門大開這四十多年以來,依然為了「我是誰?」「誰是我?」的問題,思索著,爭辯著,低迴著,激昂著……而林懷民或有意或無意,一路以舞作帶著觀眾一同打造的想像共同體,是編舞家與土地、社群共感後的肉身呈現,有愛亦有恨,無私亦無情。

關於島嶼,信手捻來的例子告訴我們,這塊「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上的人們,在雲門大開這四十多年以來,依然為了「我是誰?」「誰是我?」的問題,思索著,爭辯著,低迴著,激昂著……而林懷民或有意或無意,一路以舞作帶著觀眾一同打造的想像共同體,是編舞家與土地、社群共感後的肉身呈現,有愛亦有恨,無私亦無情。

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二○一七年七月公告的資料(註1),關於「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調查,自一九九二年調查伊始即緩步攀升的「台灣人」認同,與呈現下滑趨勢的台灣人、中國人「都是」認同,在二○○六年出現了相差不到1%的比例差異,數字幾近交疊。那一年,尚有6.2%的人,有堅定的「中國人」認同。而數字相加之後,這座島嶼上,有89.1%的人們,心中同時蘊藏了自有他們一番解釋的「台灣人」的自我認同。

一場現代舞  也是一場集體創作的土地連結之情

二○○六同年四月,雲門春季公演,兩支舞作為《白》X3、《美麗島》。公演之前,推出新作向來不擔心票房問題的「雲門舞集」,竟然因為舞作名稱所引發關於「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的政治聯想,出現售票空前低迷的情況,也讓舞團不得不透過媒體,發出告急之聲。然而,在面臨「誤以為要處理政治議題」,以至遭到觀眾冷漠以對的情況下,雲門依然透過原住民編舞家布拉瑞揚的編舞、加上為舞者鋼琴伴奏的音樂人胡德夫,以肢體演繹了充滿「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的台灣土地上,人們的悲喜、特定族群的集體記憶,以及歷史的重量。舞作接近尾聲時,胡德夫邀請台下觀眾加入〈美麗島〉歌曲的合唱,當台下的聲音由微弱漸漸轉強,由遲疑慢慢激越,觀眾經驗到的,除了一場現代舞的呈現,極可能還是一種集體共同創作出的土地連結之情與社群共享之感。而舞蹈社會學者Helen Thomas所指認,舞蹈作為一種社會的、文化的、藝術的力量,也在這樣的場景中,被強悍地證明了。

回到社會科學的調查,二○○六年這個時間點之後,自認為是「台灣人」,與自認為兩者「都是」的人們,持續構成了這個社會中的多數。二○○八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相對而言,自認為「都是」的,開始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而自認為是「中國人」或者是對此問題「無反應」的兩類民眾,則各自開始持續在不到5%的低檔徘徊。這樣的趨勢,間或有些微的振盪起伏,但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二○一四年的趨勢高峰之後,才標示出另一波反轉。這一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民眾,爬上了60.6%的高峰,自認為「都是」的民眾則跌至32.5%的低檔。而自認為是「中國人」或者「無反應」的民眾,加起來約只占受訪者的7%。此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開始下降,而回答「都是」的民眾,比例開始增加,一直到二○一七年,這兩條認同的曲線,緩緩出現彼此靠近的樣態。

原來,我們對於「自己究竟是誰」這回事的看法,如同一條河流的漲退,起伏、震盪。政治學者吳乃德認為:「此種認同高度不穩定、缺乏結晶化的現象,反應了台灣社會在認同上的糾葛。」(註2)只是隨時間蜿蜒展演的認同之潮,究竟是水漫成災?亦或是恰好豐美了岸邊的花草?難以定論。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繼續在舞台上的「雲門」與當代台灣的對話當中,找出一些解答的可能……

文化、歷史、土地  雲門與台灣的多樣對話

面對家門前的淡水河,林懷民發想了一個關於台灣各地河川的故事。創作期間,莫拉克颱風來襲,八八風災發生,土地殘破,惡水低吼。於是,二○一○年本該美好的春日,舞台上呈現的,觀眾體驗的舞作《聽河》,不是唯美如詩畫的甜蜜曲式,卻仿若溺水求生般令人驚恐的掙扎狂響。同年底,繼「行草三部曲」之後,《屋漏痕》再度以中國書法為底蘊,探索黑白墨色間,關於放縱與收斂的隱喻。相對於《聽河》,這一殘酷寫實一悠遠空靈的對比,是反差,是矛盾,是藝術世界的無須解釋,也是現實世界的見怪不怪。這一年,「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首次成為國、民兩黨主席公開辯論的議題,乃至協議生效。在爭議不休、沸沸揚揚的過程中,民眾必須更真切地面對「中國」對於兩岸關係鋪天蓋地且日益加溫的影響力,與化身各式變貌有形無形的干預。如果要問,「雲門」,乃至「藝術」可不可能褪去「國家」的標記,完全迴避世俗政權的影響?答案也許比微笑捻花的禪宗公案顯而易見許多。

二○一一年,除了重演《家族合唱》,這支首度在表演藝術領域碰觸「二二八事件」的舞作,林懷民嘗試以流行音樂為中介,以肢體演繹台灣戰後以來的大眾文化。在一段段出於不同時代,卻同樣令觀眾耳熟能詳的歌曲中,串接出《不能沒有你》的常民生活集體記憶。相較於一九八六年解嚴前夕,同樣以大量台語流行音樂入舞的《我的鄉愁,我的歌》,多了些熱鬧平易,少了些無奈悲戚。而這一支反響庶民日常的作品,也在戶外公演之時,獲得了熱烈的共鳴。這一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但是耗費鉅資的建國百年音樂劇《夢想家》顯然沒能說出台灣多數人認可、共享的夢想。而這或許也是因為劇場外的真實世界裡,島上的人們,同舟不一定共濟,同床卻常常異夢。

跨過多元文化拼貼重量級作品《九歌》公演達兩千場的二○一二年,林懷民選擇在二○一三年深秋,給了我們反響台東池上綠意的《稻禾》。風散播花粉,泥土、日光與水,孕育了穀實的欣欣。一九七八年於中美斷交日首演,傳奇史詩之作《薪傳》中徒手插的秧,在卅多載之後,幻化成長為家園故土的綠色奇蹟。雲門在四十不惑這一年,選擇向土地致敬,擁抱我庄。然而這一年,我庄閣揆走馬換將,一條年輕生命因為軍中的不當管教而殞落,引爆了「白色公民」面對國家機器的怒吼狂潮。廟堂之上,政治人物試圖發動或抵禦權力的重新分配,民間社會只能冷眼以對,盡力生活,並有幸看見附著各種觀者詮釋版本的《看見台灣》。我庄紛擾依舊,混亂中猶有生機。被看見的台灣,面貌紛呈。

無法再「美麗」  如何直面這塊島嶼?

二○一四年十一月,雲門首演了《白水》、《微塵》兩首舞作。另外將二○○三年「行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行草貳》,改提為《松煙》,重新上演。《白水》以立霧溪的巨大投影為背景,是林懷民另一支以台灣河流為靈感起動器的作品。至於《微塵》,取佛經字面意義,不落言詮,但演出手冊一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對應了舞台上所呈現殘破、抑鬱、文明轉眼間灰飛煙滅的視覺感受。至於書法與東方肢體間的配對共鳴,一直是雲門企圖以文化元素抽象化,凝煉出雲門身體的路徑。這個兼具全球品味與在地認同的身體改造工程,藉舞作《松煙》公開展演持續進行,並不令人意外。這一年春天,因為「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了立法院內外,振動人心的學生運動。「太陽花學運」強烈地現視了台灣社會,面對中國的不同想像與不同態度。更透露出不同世代與對岸的連結,產生了複雜的質變與量變。「天然獨」或「天然台」看似新興人種,實則,遠在島嶼天光之前,「他們」╱「我們」早已混生於「我們」╱「他們」之中。

今年,在林懷民邁向人生七十之際,原該是從心所欲的他,因為一場意外腿傷,暫時失去了自由活動的能力,成為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的編舞家。而一支本被再度命名為《美麗島》的舞作,在編舞家如何也無法以「美麗」指涉其意後,直白地改名為《關於島嶼》,搬上舞台。透過宣傳我們得知,這隻舞作,以「漢字」作為視覺意象的主軸,以原住民演唱者桑布伊的聲音,充盈聽覺的感受,以台灣山海土地的色彩,作為舞衣的基底。這樣根植於自然地理台灣的原漢文化拼貼,被定位為:「直面台灣之作」。 直面,面對,不逃避。

事實上在《稻禾》的公演手冊裡,作家蔣勳所寫的篇章〈雲門的身體,島嶼的故事〉,就已經揭露了「雲門」在當代台灣,所承擔、扮演的吹笛人、說書者角色。由《白蛇傳》、《紅樓夢》的中國跨向《薪傳》的台灣,再從台灣的《我的鄉愁,我的歌》出發演繹跨國界的亞洲混搭《九歌》,乃至於透過「行草三部曲」重新定位「漢字」,將文字與「國家」脫鉤,並擴展其定義,作為「文化圈」的認同符號。這時而穿梭於歷史時間,時而綿延於地理空間的肢體展演,通行無阻地跨過國與國的疆界,行遍全球化時代的地景,並回頭對當代民族國家的體制與形構,乃至僵硬的國家主義,做出詰問與抗議。這個舞作展演與論述生產的社會過程,某方面突顯了相關國族╱族群認同的文化元素,同時也探問了擾動認同邊界乃至重新劃界的可能性。Fredrik Barth指出,一個族群認同的邊界,不僅是地理的邊界,還是「社會的邊界」。所謂客觀的文化內涵,不過是認同主體主觀上用來劃分人群的工具。因此,不管是「東方身體」、「漢字」或者是「台灣土地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符碼,有時區分了你我,有時連結了你我。而何時差異?何時認同?它可以經由個人意志的選擇,也可能需要社會集體的協商。果真要直面台灣,如何看待這些選擇?如何參與集體協商?便是雲門直到此刻仍須扛起、無法卸下的功課。

雲門起舞與土地、社群共感後的肉身呈現

法國哲學家與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認為,記憶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為,不同的群體,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而「我們」依賴此記憶所發揮的黏著劑效果,始能成為「我們」。然而,另一個相對應的概念是「結構性失憶」,在人類綿長悠遠的歷史當中,人們總也要刻意地忘卻某些先祖,某些曾經,才能夠讓群體通過各種外在環境與社會變遷的考驗,繼續以「團體」的面貌繼續下去。當下台灣,記住哪些?忘記哪些?誰能決定記起?誰能抹去記憶?作家朱天心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其小說創作的重要篇章《古都》時,第一個句子便近似控訴地問道:「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無獨有偶,廿年之後,林懷民編成了與美麗脫鉤的《關於島嶼》。在雲門的官方網頁上,我們看見,宣傳著這支舞作的主論述,依然是這個無法解答的質問:「這個島嶼,誰說了算?」這些承繼不同族裔身分的知識分子,這些在公共場域中說話擲地有聲的人們,依舊在回看自己的生命經驗時,感受到某種話語權被剝奪的苦楚,某些情感無法被承認的悲哀。是以,我們需要的溫柔相待,彼此悅納,遠比已經有的還要多。

二○一七年夏天,世大運閉幕式上,靠著其他國家選手的熱情支持,那面某些人樂意,某些人猶豫稱之為「國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終於得以進入「我們的」主場。不久之後,「中國新歌聲」演唱會,這個早已舉辦過,看似也單純的流行音樂活動,因為廣告上一句「台北市台灣大學田徑場」所演繹的「降格」與「矮化」,引爆了「中國民族主義者」與「台灣民族主義者」在城市邊緣的對峙與衝突。時間再往後挪移一點,當秋天來臨時,我們的「國球」戰士們,將出征東京巨蛋,身著同時標示著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與Taiwan(台灣)的球衣,參與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而網路上,鄉民們議論紛紛,用國際認證正名過的「台灣犬」當成隊伍標誌,究竟意味著什麼?

關於島嶼,信手捻來的例子告訴我們,這塊「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上的人們,在雲門大開這四十多年以來,依然為了「我是誰?」「誰是我?」的問題,思索著,爭辯著,低迴著,激昂著。懷抱不同國族認同立場的人們,有時候小心翼翼,生怕指認錯位,破壞了彼此之間難得建立的連帶;有時候卻又恨不得打開天窗說亮話,期待一場衝突之後,一切得以塵埃落定,那怕日後橋歸橋,路歸路。是以,舞台上的雲門,一代代舞者反覆跳著的台灣,必然也是這樣的掙扎交織、美醜並陳;而林懷民或有意或無意,一路以舞作帶著觀眾一同打造的想像共同體,是編舞家與土地、社群共感後的肉身呈現,有愛亦有恨,無私亦無情。

註:

  1. 參考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網頁esc.nccu.edu.tw/app/news.php?Sn=166#
  2. 參考吳乃德(2013)〈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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