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北京法源寺，是間寺廟。原名為憫忠寺，建於唐貞觀年間，在朝代更替裡或輝煌、或毀壞。

《北京法源寺》，是部長篇小說。李敖在獄中發想，出獄後開始寫作，敘述戊戌變法（1898）到辛亥革命（1911）前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極力振興中國的未竟之業。《北京法源寺》，也是部話劇。由中國導演田沁鑫於二○一五年改編、導演，將時間擷取為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至廿一日十天，濃縮成約莫一百五十分鐘的演出。

「北京法源寺」，形成一個場域。無論真實或虛構、書寫或搬演，似乎正召喚亡者的幽魂述說起過去，於此延續著這群創作者的現在。

一場史實與晚清人物的還魂記

晚清的「晚」，明示著一個朝代、政局的沒落與消亡；但，文化、思想、觀念的中西交會與新舊更替卻於此時達到高峰，再加上印刷機制、報章傳媒的推動，產生大量文本。部分文人甚至開始以創作想像未來、建構烏托邦，實為對當下、現實的焦慮與批判，如梁啟超未完成的《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等。於是，李敖於《北京法源寺》裡書寫晚清，更趨近於晚清文人試圖用文字闡釋理念，如梁啟超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貼著史實而寫的小說《北京法源寺》，李敖曾說：「《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歷史考證作底子，它的精確度，遠在歷史教授們之上。」（〈我寫《北京法源寺》〉）卻又在後來的對談時說：「其實裡面有五分之四是虛構的。」（〈女人與政治〉）矛盾性裡更多的是「不確定的真實」及「歷史詮釋權的掌握」（也有李敖對歷史書寫的某種狂傲、自信）。因為，不管在場與否，我們都無法驗證書寫過後、乃至於記憶裡的片段是否全然準確，史書如此，遑論小說。而編導田沁鑫亦清楚地掌握這點——讓史與小說相互補充與協調，並透過劇中人物的「搬演」質疑野史、歷史與記憶的正確性，乃至於是否有所謂真實，或辯駁、或插科打諢，全面介入以施展創作者的觀點。

在田沁鑫的《北京法源寺》裡，戲分最多者仍是原著的幾位主角譚嗣同（賈一平飾）、康有為（趙寰宇飾）等；其以「北京法源寺」為中心，讓普淨方丈（周傳捷飾）與異稟小和尚（周澄奧飾）成為穿梭故事的核心、過去敘事的連結，他們對話、他們干預、他們質問。場景乍看改變，所有故事的發生仍在這座法源寺內；譚嗣同、康有為等人看似從清末遠道而來，實則未曾離開，作為徘徊寺裡的幽魂，在異稟小和尚的發問裡還魂、現身／聲，未有發言與否的選擇權，形成另類的「還魂記」。於是，我們該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或者，只是兩個和尚超時空的妄想？其所欲奉告的是，不能相信這齣戲，乃至於這段歷史的被轉述。

舞台呈現的「過簡」與「過繁」

在劇本結構裡始終是法源寺的舞台，以中央的走道與兩方的數張椅子為主體，加上極簡的布景、道具，僅藉由投影的變換、椅子的挪移進行空間的異轉，或皇宮、或戶外、或法華寺。舞台設計與導演手法明顯延續田沁鑫在《生死場》、《趙氏孤兒》、《紅玫瑰與白玫瑰》、《青蛇》等作的風格美學——於簡約的舞台上，充滿演員的表演張力。

傳統戲曲的邏輯與手法便在《北京法源寺》裡多所挪用，如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吳彼飾）密會，採用「一桌二椅」形式，讓所有衝突、斡旋都在桌椅間爆發而後平息；或是異稟、康有為等人也多採用武生、丑角的表演程式，並以更為後設的詮釋手法演繹。同時，因應身段的被使用，音效亦有「類鑼鼓點」的作用。只是，也間接影響劇中人物的塑造，既以傳統戲曲的行當設計出發，卻又刻意融合話劇的表演模式，不僅尷尬又造成人物塑造過於單向，如譚嗣同的正氣凜然、光緒（周杰飾）的優柔寡斷，難見他們在整個事件裡的心境變化，亦缺乏更立體、多面的性格。

此外，多數角色的情緒過度飽滿，以及穿插過度設計的動作（如光緒、康有為等人在變法失敗後的擁抱，光緒被眾人架起等），促使留白過少，反而失去簡約舞台該有的餘韻，時時都在「高分貝」與「假高潮」之中。過度飽和之處，亦在於大量安插略顯過時的罐頭音效，以及主題曲如洗腦般不斷在不適宜的時刻響起，導致演員與音樂兩方的聲音更像是相互對抗，難見人物的情感流動。

照稿朗誦的幽魂與脫稿叨絮的創作者

《北京法源寺》的原著小說本就不意圖說故事，而是藉歷史議論、辯駁與提案，也因企圖過大、涉及議題過雜而不夠深刻，亦缺乏小說技巧。僅留下強烈的主觀意識，徹底展現創作者的性格與介入。特別是小說裡近乎沒有女性角色，十足突顯李敖個人所傾向的男性陽剛氣質。

田沁鑫的詮釋，雖無法替原著小說再添血肉，但也在語言的機巧、空間的掌握、情節的拿捏間重啟這本小說的閱讀視野。特別是田沁鑫對歷史的填充，如她根據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於《曾惠敏公日記》裡的記錄，再現劇中唯一位非映襯男人而生的女子慈禧太后（奚美娟飾）充滿邏輯的政治語言，也讓慈禧成為劇中非用論述塑形、更有形象魅力的人物。

劇中最溢出原著及其歷史背景的是台前的麥克風，讓幾位演員權充發話者輪番向前闡述理念，似乎正暗示著：擁有麥克風者，才享有這個社會的發言權。只是，我更悵然若失地認為：演員不演人物、只有論述的《北京法源寺》，讓這群歷史名人不過是已逝的幽魂，不斷用「朗誦」的方式拿起當代創作者寫好的稿「假裝」情感充沛地一抒己論，卻不過是當代創作者的傳聲筒。於是，整齣作品只剩下藏於舞台後頭的創作者持續脫稿演出的叨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