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多焦、多線並行及比例過大的劇院舞台空間底下，真正存在且進行中的，反而是以假堆真、以虛構實的過程。也就是說，在這真實處處備受質疑的場域，只有遊戲本身的行為才真，至於遊戲行為所生的內容，信了才真，如同《茱莉小姐》原劇所描繪的階級、性別、愛情等權力關係一般，看似閉鎖、牢固又輪迴，實則如夢境、如幻影。
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茱莉小姐》
4/30 台北國家戲劇院
《茱莉小姐》Miss Julie出自十九世紀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之筆，美學上極致寫實，側重生活細節，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經典；內容上暗藏階級與性別之間的衝突，全劇兩兩權力消長，來往拉扯，張力不斷，幽微地深掘、剖析人性，直搗人類面對自我卑劣的不堪處境。此次受邀來台的改編版本，由英國當紅劇場導演凱蒂．米契爾（Katie Mitchell）及影像導演里歐．華納（Leo Warner）聯手合作，加上柏林列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 Berlin）的演員及製作團隊，結合了影像和劇場，轉換了觀看視角，一方面在舞台上演起了電影，另一方面又用劇場解構了影像。
以克莉絲汀的視角，映照茱莉小姐的故事
此版演出中，敘事觀點由原劇本公爵女兒茱莉（Julie）、男役尚恩（Jean）的兩人互動，轉移至次要角色女僕克莉絲汀（Christine）的一人視角，不僅劇情比重翻轉，由原本全劇環繞的前兩人身上，轉而聚焦於克莉絲汀，而且她的主觀凝視成了觀眾視角，也幾乎成了整場演出的單一觀點，於是場上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成了克莉絲汀觀看的對象，同時克莉絲汀的一舉一動也成了觀眾觀看的對象，不僅窺視的本質帶有壓迫，她小心、等待、焦慮、寡言、寂寞、封閉的種種處境亦顯得壓抑，使得視覺上她既是主動的壓制者，也是被動的受制者。雖演出中不見原劇本裡以鈴鐺、靴子等物件象徵公爵在場的證據，然某種程度上，原劇公爵加於尚恩、尚恩加於茱莉的父權威勢，移轉為克莉絲汀的凝視所乘載的雙重壓迫。如此突破性的敘事觀點置換，藉由感知的轉嫁，讓克莉絲汀成了茱莉小姐的對／寫照。
同樣地，翻轉視角的手法亦可見於舞台上電影的置入。舞台半空吊掛著一大片的銀幕，演員與技術團隊於幕下實景拍攝，即時投影於幕上。所呈現而出的影像，一方面不論是角度、大小、遠近、焦距、觀看物都是被決定的、被限制的，成像被放大，景框被壓縮，因此對觀眾而言，形成了一種強烈的逼視感，另一方面也由於鏡頭大多採用近景特寫拍攝，捕捉了情緒的諸多細節，任何一絲的呼吸、脈動、肌理、眼神、表情都一覽無遺，如畫作般細膩，彷彿以電影寫實的技法復刻了劇場自然主義的精神。除此之外，全場幾乎困鎖在一個燈光灰暗、色調陰鬱的房室裡，通篇行動充滿著克莉絲汀的日常瑣事，切肉、倒水、擺枝、翻書、壓花、穿衣、照鏡、摳指甲等一舉一動，盡收觀眾眼底，整體充斥著瑣碎而重複、生活而平淡的無聊感，與一開場綠意盎然的草地形成對比、與茱莉和尚恩於外的樂音和雜談相互映襯，如此室內與室外、靜謐與躁動、緩慢與輕快的反差之下，加重了克莉絲汀的馴化狀態，將全場籠罩在一股受到日常壓迫或者壓迫成了日常的氛圍。甚至，連死亡的處理都十分壓抑，不論是透過克莉絲汀懼怕而閃爍的眼神來傳達金絲雀的死，還是結尾以緩移的鏡頭裡所出現的殘花、水灘來暗喻茱莉的死，手法間接且幽微，不著痕跡，不流俗套。
然而，全劇篇幅因幾乎聚焦於克莉絲汀一人身上，側重了氣氛營造，卻減弱了原劇本茱莉和尚恩之間關於性別和階級的複雜權力關係，不再是來往交錯、持續消長，而是透過克莉絲汀的旁觀詮釋、旁敲側擊，脈絡顯得淡化，一切點到為止。即使如此，戲劇層次也並未全然趨於單一，原劇克莉絲汀弔詭的睡眠延伸成為了夢境，充滿水流與疊影的意象，數度出現旁白喃喃自語唸著詩句，頓時彷彿進入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境界。夢境和囈語，不僅以雙重和流動的狀態脫離了單一場域的束縛，從壓迫感不斷的禁錮中逃離，成了短暫的救贖，同時，構作概念上亦像是轉化了穿插原劇中芭蕾和啞劇（pantomime）的作用，自張力迭起的情境中，得到了舒緩暫歇的空間，再以奏法多變的大提琴聲貫穿全場，使輕柔、抑鬱、懸疑、歡快、詭譎等多樣氣氛，在同樣的基底上得以流動自如、無縫串接。
如原劇的權力關係，信了便成真
有趣的是，導演似乎並不滿足於現場排練、拍攝一齣具有自然主義風貌的電影，反而以突顯攝影機取像過程的手法，將其影像所費心營造出來的氛圍、張力、幻覺和神秘感，一一破除、瓦解。當銀幕上所顯現的一切，畫面之間毫無邏輯斷裂，字幕置於畫面底下，儼然一部真正的電影在放映著，但此時拍攝過程卻毫無遮掩，攝影機移入移出、製作人員忙進忙出、演員在旁預備、旁白人員在現場錄音等工作過程皆清晰可見，甚至還有擬音（Foley）的實地再現，撕花、水洗、置物等聲響都以其他器具所產生的效果來代替，因此視覺和聽覺的建構過程都直接暴露在觀眾眼前，干擾了電影成像的神秘，揭穿了自然主義的幻覺，使展演的重心從「茱莉小姐」變成了「如何拍攝茱莉小姐」，亦讓整場演出狀似一場即時演奏、一次拆解遊戲——既是遊戲被拆解，拆解本身也成了遊戲。
如此一來，全戲似乎游離在形式大於內容的危險邊緣，但形式先行是否又必然是原罪？形式除了要與內容對話之外，有沒有可能與形式自身內部對話？整場遊戲交織著解與構，不僅破解著原劇觀點而建構了另一種觀點，破解著影像而建構了新一層展演，增生意義，別有樂趣；同時一方是影像裡限焦、一方是舞台上零散，造成了形式本質上的扞格，彷彿形式本身已有衝突、已在對戲、已是寫本。在這樣矛盾的形式之內，所被建構、被拆穿以至於同時被質疑的，是克莉絲汀視角的真實、場景的真實、電影的真實、自然主義的真實、寫實（realism）的真實（reality）、真實的真實。在如此多焦、多線並行及比例過大的劇院舞台空間底下，真正存在且進行中的，反而是以假堆真、以虛構實的過程。也就是說，在這真實處處備受質疑的場域，只有遊戲本身的行為才真，至於遊戲行為所生的內容，信了才真，如同《茱莉小姐》原劇所描繪的階級、性別、愛情等權力關係一般，看似閉鎖、牢固又輪迴，實則如夢境、如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