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踏入劇場廿餘年，現職是紙風車副團長，他做兒童劇，也參與綠光舞台劇製作，擔任演員、編劇或導演。團員稱他為「開導」，拉長一點是「小開導演」，因為從大學時代開始，林于竣的綽號就叫「小開」。他不是富二代，老家在彰化經營雜貨店，跟你所想的小開完全不一樣，而這種「反差」，或許也可以算是左右林于竣走向表演藝術的一個關鍵字。踏入高中的第一年，由於升學主義掛帥，學生被迫在完全沒有性向分析和不理解科目內容的狀態下，直接選擇「類組」分班；他喜歡數學，所以進入第二類組，姑且以數學老師作為未來志向。這一年，他歷經了很嚴重的挫折，物理、化學不懂，也著實沒興趣，成績出來必遭老師羞辱責罵。對於從小自我要求極高，低於總分五分「就在巷子裡大哭不敢回家」的林于竣而言，備感愧疚卻也自知無能為力，累積了許多不開心，也終於得到了「留級」的結果。

第二次高一，反而讓林于竣在心態上放鬆了不少：一方面重新選擇了文組，被分到全是留級學生的班級，大家互相陷害、一起惡搞，在既有制度裡玩些小遊戲、自得其樂（例如在全校運動會大隊接力賽，派出「全胖子」陣容）；二來投身社團活動，加入校刊社擔任幹部、在民歌比賽獲獎等，發現成就感不只來自成績高低、考試優劣。令他至今難忘的，是當時有幸受到來自新加坡的交換老師指導英文詩朗誦比賽訓練，上台表演成了美好的記憶（也確實在比賽中得了名）。過去那位成績優異、給予自己極大壓力的林于竣，到了此時，因為留級的反轉、想像和現實的差距，有了切身的體悟，「心態上反而沒有那麼『ㄍㄧㄥ』了，」於是在當時學跳舞的哥哥告知下，他來到了國立藝術學院，成為羅北安的學生。

從舞台劇進入兒童劇  邊做邊學演出秘技

藝術學院跟他原先設想的廣電及大傳類科系有一段距離（他本以為將來或許可當個攝影師），不過這時候已經沒有那麼多反差了，就跟著大家一起從頭學習壓根不明就裡的「舞台劇」。關於上述提及以團隊為單位的態度和體認，林于竣在大學時期就已培養成形，畢業製作他選擇當班上唯二的導演，原因就在於，當編劇還能自己悶著寫、演員可以參與別人的演出，可是導演「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要整合所有的東西，」他說，「我想我以後應該也沒這個機會了，就在學校當吧！」沒有畢製做什麼、之後就要當什麼的自限，反而能夠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學習。還沒出學校，他就踏進綠光劇團，當製作舞監、做北安老師的導演助理，同時也跨足紙風車劇團的事務，從演員到編導、跟著團隊學做戲也一起成長。

「在學校學的有限，出社會學得比較多。」林于竣說話實在，當中卻飽含深意。即使沒能當成數學老師，喜歡數學的他，在編劇時也仍然注重邏輯；又因過去的乖乖牌思維模式，「以前都覺得似乎自己的創造力有點不夠、創意好像不足。」可是人在劇團，必須不停地做，也只好慢慢從中調整，「現在回頭來看，是有經過開發的。」林于竣說。一如他從成人戲劇過渡到兒童劇的創作，剛開始就苦於「邏輯」的不同，感受到非常巨大的差異：孩子受不了太長的停頓和醞釀，所以鋪陳或許不能沒有，但也沒必要太多，譬如表現情緒的節奏，可能「必須在一個八拍裡就把所有的情緒做足。」又如，舞台劇習慣把資訊隱藏在戲裡，透過劇情的推展，讓觀眾一點一滴認識角色；兒童劇則要直截了當地自報家門，那是一種彼此靠近：「要讓小朋友先認識你，如此一來，他才會願意讓這個角色走上他的舞台，然後，他也才會想要走進你的故事。」

這些，其實都很難將其條列式、化成言語說明，也沒有固定的規則；那是經驗談，是團隊的共識，是在實作中學習到的，也是他跟著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李永豐多年，所默默觀察出的心得：「以前我們寫出來的戲，給執行長看，他就會說這個可以拿掉、那個剪掉。一開始也會想，為什麼要拿掉？剪掉那個，觀眾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了呀！其實他是要你把那些東西，用另外一種方法轉化、表現，不用堅持在完整的劇情結構和演出邏輯裡面。」更常發生的是，寫好了、交出去，最後排練出來卻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怎麼我寫的都不見了、不能用了？」所以得去細察「寫的」跟「演的」之間的差距，理解他們那樣改動的原因，正是製作兒童劇不可或缺的經驗。

一切以團隊出發  讓作品跟孩子說話

林于竣一再強調，不管是在紙風車劇團、綠光劇團，或其實所有的劇場編導工作，從來都不是一人的事，即使單獨接受訪問，也不能居功、自攬功勞；以團隊為單位，人人都為每一次排練、每一個角色、每一次製作、每一場演出的各個環節一同努力，互相提供意見、修改精進，當然，這團隊也包含台下的每位觀眾。

這樣的態度，與其說是他在劇場裡廿餘年的「堅持」，或許應該說是「不」堅持：不墨守於既有，持續實驗新的呈現素材、發想屬於台灣的故事題材；不執著於一己之見、自我實現，而是以演出為依歸，與台下觀眾的互動溝通一如橋梁，「橋不通」就修，你改我寫的、我修你演的，沒有什麼是不能動的；最後，也可以說是紙風車精神之所向、理念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