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帶著探討日、韓、美三國關係的《棒球奇蹟》訪台演出，岡田利規對社會現象、國際局勢的犀利觀察，令人印象深刻。在與泰國劇場界聯手創作的《渴望—占有的肖像》中，岡田利規表示「失望」是一個重要的動機，因為日本社會在三一一震災、核災後仍猶豫不決且拒絕改變，而泰國社會也經歷了同樣的失望。對他來說，這個目睹社會拒絕變革的經驗，比災難本身對他的影響更大。
多次受邀布魯塞爾藝術節、巴黎秋天藝術節，也曾在德國慕尼黑劇院駐村的日本導演岡田利規，一九七三年出生於日本橫濱，廿四歲那年創建Chelfitsch劇團，“chelfitsch”如幼兒發音不清的英文單詞「自私」（selfish），自創團之初就在嘲諷自我本位的日本社會。二○○四年的作品《三月裡的五天》，一舉獲得有戲劇界芥川獎之稱的「岸田國士戲曲獎」。岡田利規同時還是一位小說家，短篇小說集《特許時間的終結》在二○○八年獲得「大江健三郎獎」，大江健三郎更直稱「岡田的小說就是希望」，至今岡田已有三本小說英譯出版。
岡田的早期劇作往往以演員表演為中心，風格簡約。除舞台上演員語言與肢體動作的創新，如獲岸田國士戲曲獎的作品《三月裡的五天》即沒有任何布景，劇中敘述美國伊拉克戰爭期間，東京一對青年男女在六本木偶遇後在LOVE HOTEL共度五天，之後連姓名都沒有留下就在人群中分手。準確地描繪當年若即若離的日本社會氛圍，和日本年輕人對政治的「疏離感」，與新作《渴望—占有的肖像》中的社會運動街頭有如呈現兩個極端。岡田利規的創作對政治社會背景氛圍與日常小人物的內心衝突，一直有很深刻的著墨。
Q：我個人感受到泰國、日本和台灣之間，社會運動的經歷，在街頭的身體記憶，是完全可以分享的。在曼谷的街頭暴力事件中，或在地震期間，精神上或身體上，所受的這些衝擊是我們不可能拒絕的。在二○一一年日本地震和核災以及災後一系列社會運動之後，這些重大事件如何改變您的創作實踐？或者一般而言，在文化生產在藝術中，您是否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A：我感到非常失望，日本發生大地震，海嘯和核事故後幾年的時間，幾乎沒有任何事情如我預期般地發生改變。我認為，日本必須更政治化，更多社會參與，我的意思是全國性的，但它只有一小部分的發生，社會的傳統主流仍然保持不變。當然，我的觀點僅僅是一種觀點。我知道很多藝術家，尤其是年輕的藝術家，都在努力透過他們的創作來改變社會。我很佩服他們。
我看到的是日本社會猶豫不決，並且拒絕改變自己，即使因為我們所經歷的災難，社會有很大的機會改變 。對作為藝術家的我來說，這個目睹社會拒絕變革的經驗，對我自己而言，比災難本身對我的影響更大。而且當製作《渴望—占有的肖像》時，我認為「失望」是一個重要的動機，因為我看到泰國社會也經歷了同樣的失望。我認為在泰國的問題是，人們很難相信社會可以被改變。而我確信，日本也是一樣的狀態。
Q：您如何運用泰國的自傳小說和他的作者合作？您似乎花了很長時間研究泰國的當代歷史，對你來說，藝術家的個人歷史如何反映他那個時代的大歷史？您如何看待這類作品中自我虛構的部分？
A：我認為，由像我這樣一個不是泰國人的藝術家， 來改編一部描述泰國現代和當代社會歷史的小說，來製作劇劇作品，是個非常有幫助的工作方式。的確，我自己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泰國社會。但我可以很輕易地想像，如果這次是用我自己寫的文本來製作一個戲劇作品，它不可能比《渴望—占有的肖像》更有趣。這麼說吧，我認為使用「講述你不太了解的事情」的故事，可以幫助你進入敘事。而Uthis Haemamool的泰文原創小說，正是這個樣子。他年紀與我極為相近， 這也可能是為什麼，我沒有太大困難，就可以進入他的故事的重要原因。小說的自傳部分是我最喜歡的一點，我認為它對那些不了解泰國背景的觀眾非常有用。如果你不了解泰國政治，你也一定經歷過一些浪漫的關係，即使不了解泰國你也一定會有些因為個人經驗而生的情感波動。小說的自傳部分很可以幫助這類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