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歲以上的人屬成年晚期，其任務是反省，回顧生命，個體檢視過去，與接受生命的意義。正面結果是自我整合，對一生感到滿意，若統整不成功個體則陷入絕望，因為人生已經走到盡頭，很多事情無法重新來過。在華人的社會，把最私密的經驗拿出來咀嚼原本不易，藉由藝術的參與，做出坦誠的回顧，讓我覺得表演者是勇敢的。
加拿大哺乳動物潛水反射反應《我所經歷的性事》
7/27 台北 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新點子實驗場的最後一齣作品《我所經歷的性事》，是由加拿大「哺乳動物潛水反射反應」（Mammalian Diving Reflex）製作，達倫．多奈爾（Darren O’Donnell）導演，以性為切入主題，取材六位六十歲以上台灣素人的生命經歷。舞台是類似讀劇、或是說演（lecture performance）形式的擺設（長講桌、高背椅、桌上型麥克風），現場DJ給出西元年的口語指令，以最年長的表演者出生年開始（1942），以編年史的順序結構劇情；表演者輪流述說個人的出生、接續孩童期的天真、青少年的探索、成人、中年、以至晚年的情愛史。
歸功於導演手法，讓分享成為可能
性，是人類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也最叫人尷尬、複雜、難以釐清的課題，導演對於性抱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個態度藉由文字╱語言如實呈現出表演者經驗，不詮釋也不表達個人感受，給予觀眾想像的空間，讓性經驗成為人類生命中「正常」的經驗，可以公開分享與回顧的歷程（註1）。九十分鐘的演出看下來，一點也不扞格，且有著歡慶（celebratory）的氛圍，這要歸功導演的手法。首先是保密協定，也就是所有觀眾都要舉手同意，承諾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內容皆不外流。這樣的保密協定常見於心理治療的團體，且須在團體開始之前就協定完成，讓成員建立足夠的安全感與信任，以便探索生命中困難的議題。這個保密協定雖然無實質約束力，無法防止公開演出的訊息流通，然而這個宣示有助於提升觀眾的敏感度和專注力，這個安全措施也有助於演出當中觀眾的分享。
再來是導演安排了兩位類似Joker的角色，在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帶領互動交流。當表演者說到特定經驗時，Joker就出面詢問觀眾是否有類似的經驗，比如是否曾用「無生命物品」體驗到性快感的經驗、是否有第一次約會就上床的經驗。Joker在觀眾席間統計人數，回報DJ音控台並進行短暫的採訪，增加觀眾的興致。為避免觀眾長時間聽著中性調的台詞，陷入冗長、昏沉、觀望或冷感，導演在段落之間安排歌、舞、派對與跨千禧年倒數的歡慶場面。最後，導演把劇情拉到未來景——二○四二年，屆時表演者八十多歲，九十多歲，一百歲時的生活景象，這對未來的投射，是神來一筆，讓表演者與觀眾回到自身，想像要有什麼樣的未來。
導演透過剪輯手法，將六人的故事編排為敘述句，雖說表演者所述說的都是個人的經驗，他們在台上演說的自己，其實是一種角色。在這個作品中，表演者自己（self）與角色（persona）的距離是有趣的。在戲劇治療裡有一個角色理論（role theory），探討表演者與角色的距離。當兩者過近時（under-distanced），表演者有著過多的情感，因感覺滿溢而影響個人的客觀性；過遠時（over-distanced），表演者因抽離情感而有著高比例的理性與思考。最好的狀況是保持美感的距離（aesthetic distance），也就是表演者在情感與認知之間保持平衡，同時兼具感覺與反省的能力。在這個狀態下，改變成為可能，療癒也因此發生。雖然這個作品志不在個人療癒，看起來表演者都保持在平衡的狀態，咬字清楚，不疾不徐，觀眾心中逐漸拼湊起一幅各具生命力的圖像。演出當中表演者在幾個地方笑場（表演者與角色的距離過近），觀眾也跟著笑了，顯示觀眾的投入與認同。在歌╱舞片段之後，一些表演者回到座位上依舊跟著旋律舞動身軀，顯示出渾然忘我，看到如此本真（authentic）的狀態，是很舒服的經驗。
透過自我整合，達到藝術干預的目的
導演對於表演者的支持可說是不遺餘力，除了創作階段的處置以外（參考註1），在演出開始前陪伴一起上場，並在歌舞片段充當臨時演員，扮演支持性的角色。劇場外個人展覽區的安排，允許觀眾走進表演者的個人世界，進一步看到個人故事的脈絡，讓觀╱演經驗進一步沉澱，去思考人之為人的一生。
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提出人有八個心理社會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任務。六十歲以上的人屬成年晚期，其任務是反省，回顧生命，個體檢視過去，與接受生命的意義。正面結果是自我整合，對一生感到滿意，若統整不成功個體則陷入絕望，因為人生已經走到盡頭，很多事情無法重新來過。在華人的社會，把最私密的經驗拿出來咀嚼原本不易，藉由藝術的參與，做出坦誠的回顧，讓我覺得表演者是勇敢的。演出當中表演者不時為彼此倒水、握手互相支持，顯示這是一段不容易的旅途——表面看似沉穩，實則波濤洶湧。
這個作品有可能被批判為文化殖民或者知識的剝削，但我覺得它更大的價值在於對文化中的保守勢力與人性陰暗面作出介入，成為個人賦權與社會療癒之間的藝術干預。我唯一比較不確定的是Joker接續訪問觀眾關於「恐怖情人」（有暴力性的伴侶）經驗的片段。雖說觀眾可自主決定是否分享與斟酌分享的深淺，這種即席╱興的方式很有可能觸及觀眾個人的創傷而沒有時間好好處理。比如詢問怎麼允許對方打你的問句，其實有指責當事人的意味。我猜想這是一個重大經驗，導演作出一個判斷，就是讓表演者與觀眾作出連結（註2），讓關係暴力的經驗成為一種共享的回顧。這裡顯示對Joker的介入需有更敏感的訓練，在問話時不做更多揭露，而是朝向意義的建構，以確保分享是一種正向的歷程。
（感謝陳昱君小姐提供相關訊息）
註：
- 參考貢幼穎，毛雅芬〈邀素人談「性」 窺情慾素描生命風景—專訪《我所經歷的性事》創作者達倫．多奈爾〉，《PAR表演藝術》雜誌318期，2019年6月號，40-43頁。
- 全劇詢問觀眾共有3次，前2句由Joker提出，關係暴力的問話由表演者提出。因經驗的私密性與特殊性，由表演者提問是恰當的。
文字｜杜秀娟 英國Essex大學精神分析研究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