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線的敘事，一以營造出空洞的存在，一以重新照亮現實的暗區。儘管手法並不強烈、尖銳，但作品確實數度以後設手法跳脫敘述，讓思考的可能性，因為疏離而找到穿插的縫隙。喜鬧、平淡調性的背後，作者反思了悲劇意義。拾起被主流所拋棄瘖啞現實的同時，也還給了亞里斯多德《詩學》以降的悲劇理解，一個較莊嚴的面貌。
東京成人演劇部《人生、媽的太長。》
8/17 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東3館 烏梅劇院
當自由市場的勞動被與國家（天皇）信仰互相聯繫，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國家」概念的分析結果便顯得格外清晰：它是資本家與群眾之間的調和者；同時，這也讓極致進步信仰，至今仍深入於日本社會骨髓中。這種歇斯底里的向上精神，在二次大戰後到達扭曲巔峰，並爆發一波呼籲「墮落」的反叛。從松尾スズキ的劇本，可以看見這種劇烈對比至今仍是日本創作者思考的問題。
諷刺廉價悲劇性，也關照生存實情
對進步的無限嚮往，在推動經濟活動同時，也反向餵養著一頭渴望舔舐悲劇性的獸。那是布萊希特反對的消極戲劇洗滌，透過觀看悲劇的心理投射，將心中累積的不滿、憤怒與悲傷一掃而空，重新成為一名平靜、無恙的人，被吸納回不平衡的體制裡，日漸絞碎身心。此現象在日本的精神結構裡被放大至極致，在進步信仰裡不斷自我燃燒的同時，悲劇性成為被選擇性隱蔽的現實，以及被渴望、被禁止的奇觀。對它的需求融合心理學的禁果效應、與補償機制：一方面像孩童對被禁止的事物反而更有興趣，一方面亦是勞動者要宣洩內心焦慮、不滿的慾望。久而久之，悲劇性演化出兩面性：為大量複製、生產來迎接市場，它同時既成為閃耀的明星，又成為空洞的軀殼。
在《人生、媽的太長。》裡，雙線敘事同時諷刺了這種廉價悲劇性的虛無，也表現了松尾スズキ針對實情的關照。這種空洞悲劇性、以及對其貪婪的索求並不只存在日本社會，而是當代民主社會普遍存在的反噬。在諷刺面向上，劇中拍攝紀錄片的研究生不斷苦惱於主家的家庭是否不夠悲慘？無法滿足作品需求？更諷刺的是，作品訴求並非打入市場，而是要用於學位的創作。從市場到學院，需求方的轉變，更深刻表現出作者對悲劇之思考已經蕩然無存的不滿。同時，研究生也苦惱於主角的悲慘境遇究竟是真的、還是演出來的？主角宣稱自身經歷毫無表演性的同時，也不斷暗中進行角力，設法捍衛自己被拍攝的價值。
這種荒謬對比，與失智母親不斷產生認知錯誤、誤導觀眾，又被兒子出場糾正的喜劇手法彼此呼應，成為兩條荒謬的故事線。前者是對扁平悲劇需求的諷刺，後者則是現實本身。難道平凡的悲慘，就注定失去價值？
在喜鬧、平淡調性背後，反思了悲劇意義
不是的。松尾スズキ透過研究生的故事線，將空洞的表象烘托出來後，在故事在高潮透過魔幻寫實手法，回答了此問題。當母親一手拉著浴室裡兒子的手、防止他跌倒摔死；一手搆不著電話，不斷掙扎下，最後，兒子的手竟然被無限拉長了。此一超寫實展開，是作者對角色精神內在的詮釋，也是研究生無法拍進紀錄片的畫面：為了活下去，生者必須如鐵匠鍛造金屬般，不斷敲打自己，在疼痛中延展肉身，才可能遍布至如此漫長的時間。這種韌性，是扁平悲劇缺乏與捨棄的、也是在主流敘事跌入社會沉默處的部分。尾聲的場景，故事對「延展」進行了最後一次重複：失智母親在祭拜死去的兒子。在她腦中的烏托邦裡，一切已結束，但兒子卻又突然跳出，霎那間墓碑成了電鍋，觀眾莞爾一笑同時，生命又不得不延續下去。這份看似普通，實則艱難的延展，這是松尾スズキ對現實重新測量的發現。
雙線的敘事，一以營造出空洞的存在，一以重新照亮現實的暗區。儘管手法並不強烈、尖銳，但作品確實數度以後設手法跳脫敘述，讓思考的可能性，因為疏離而找到穿插的縫隙。喜鬧、平淡調性的背後，作者反思了悲劇意義。拾起被主流所拋棄瘖啞現實的同時，也還給了亞里斯多德《詩學》以降的悲劇理解，一個較莊嚴的面貌。
文字｜張敦智 劇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