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no Simao、Luisa Gutiérrez 攝 El Conde de Torrefiel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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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模糊的人群聚合 展示現代社會圖像 El Conde de Torrefiel的《廣場》

由來自西班牙巴賽隆納的雙人組El Conde de Torrefiel創作的《廣場》,勾勒一個人從劇院散場之後,返家路上,行經「廣場」的內在思緒。舞台上的觀光客、難民、軍人、遊民、抗議群眾等來去聚合,但他們面目被包覆,只能透過外在裝扮被辨識身分,卻無法交談,疏離冷冽地構成當代性的景觀文本。創作者表示,以「廣場」為劇名指涉的是公共空間的概念,集體記憶與個人情感在此被交織、展示,公共議題被處理,公共矛盾也被一一形塑。

文字|廖俊逞、Bruno Simao、Luisa Gutiérrez
第325期 / 2020年01月號

由來自西班牙巴賽隆納的雙人組El Conde de Torrefiel創作的《廣場》,勾勒一個人從劇院散場之後,返家路上,行經「廣場」的內在思緒。舞台上的觀光客、難民、軍人、遊民、抗議群眾等來去聚合,但他們面目被包覆,只能透過外在裝扮被辨識身分,卻無法交談,疏離冷冽地構成當代性的景觀文本。創作者表示,以「廣場」為劇名指涉的是公共空間的概念,集體記憶與個人情感在此被交織、展示,公共議題被處理,公共矛盾也被一一形塑。

幕啟,長長一段時間的靜默,映入眼簾的是滿台的鮮花和蠟燭,就好像剛經歷過恐怖攻擊或者意外災難,眾人致哀悼念的事發現場,令觀者不自覺回想起近年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悲劇事件,驚懼感油然而生。沒有具體情節,光憑物質的景觀部署,即成功喚起身處於劇院虛擬世界的我們,與真實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聯繫。幕落後再啟,一群面目被包覆,只能透過外在衣著裝扮被辨識身分,甚至稱不上角色的群眾,走上舞台,從事不同的日常行為與活動,組裝成一幅又一幅的現代社會圖像。

廣場上的人群聚散  當代性的景觀文本

這是來自西班牙巴賽隆納雙人組El Conde de Torrefiel的新作《廣場》La Plaza。El Conde de Torrefiel由Tanya Bayer和Pablo Gisbert組成,是新生代劇場創作者中頗受關注的年輕團體, 二○一○年成立後迅速在歐陸劇壇竄紅,成為各大藝術節、劇院邀約的常客。他們的作品試圖克服語言的限制,類型橫跨文學、視覺藝術與舞蹈。他們從這個時代存在的種種現象分析、拆解並重新在舞台上組構,探問事物的意義由語言、概念、圖像和與之相關的符號行為來定義,我們的認知邏輯對這些事物的依賴程度是多少?

《廣場》勾勒一個人從劇院散場之後,返家路上,行經「廣場」這個公共空間的內在思緒。觀光客、難民、軍人、遊民、抗議群眾……稀落的群眾、匿名的個體在廣場上遊蕩、聚合、離散,彼此相遇,卻無法交談,疏離冷冽地構成當代性的景觀文本。全劇並無對白,取而代之的是,Pablo Gisbert書寫的文字,投影在背幕上,形同觀者自己的畫外音,時而呼應舞台上發生的事件,時而平行敘事,與眼前的一切毫不相關,以不同形式與演出對話著。文字與圖像的同步呈現,開啟了詮釋空間,觀眾發現自己成了片段獨白的聽眾和讀者,任意地剪裁拼貼組裝兩者的關係,而種種都反映著我們身處的當下時空與處境。

(Bruno Simao、Luisa Gutiérrez 攝 El Conde de Torrefiel 提供)

以真實面目浮現  震懾呈現日常的存在

這個作品很容易讓人想起今年甫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彼得.韓德克(Peter Handke),發表於一九九二年的劇作《形同陌路的時刻 》The Hour We Knew Nothing of Each Other。劇本沒有對話,只有舞台指示,純然以行動建構劇場形式。廿個演員,四百五十個角色,不停在廣場上來回穿梭,進行各式活動。只在一瞬間,一個明亮的、空蕩的廣場便被一個又一個的人物充滿了 。漢德克曾說:「我花了整整一天坐在一個廣場附近的咖啡廳的露台,我得到了最真實的觀察…… 我發現每一件小事都變得非凡重大,那最微小的點滴似乎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

如同韓德克的劇本,El Conde de Torrefiel亦反對給事物和現象賦予意義,讓生活以最真實的面目浮現,彷彿任何有目的的觀察和沉思,都會扭曲事物的本質。雖然沒有強加詮釋或解讀,卻令人震懾地呈現出日常生活中被輕易忽略的存在樣貌。Tanya Bayer認為,以「廣場」為劇名指涉的是公共空間的概念,「劇場和廣場於此相互呼應,有共同的屬性與交集,亦即直面當下的敘事機制——集體記憶與個人情感被交織、展示,公共議題被處理,公共矛盾也被一一形塑。」「廣場」是紀念碑和人們占據的空間,身處其中,很容易讓人召喚過去,投射未來。

(Bruno Simao、Luisa Gutiérrez 攝 El Conde de Torrefiel 提供)

那群面目模糊的人們  不能籌謀未來

Tanya Bayer強調,廿一世紀是變動劇烈的時代,全球皆發生巨大的激盪和衝突。特別是數位時代的來臨,我們的思維和組織方式正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無法控制 ;文明隨著恐懼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推動著,而弔詭的是,現實變得愈來愈主觀,情感性和難以理解。《廣場》通過身體、運動、事件與空間的移動路徑,呈現日常生活的地理學,揭露現代社會的運作秩序。同時,反思我們生存的環境,從具體空間到虛擬網路,如何形成新的極權主義,以此深刻影響、刺激,而形塑出我們與群體、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我們又該如何定位自己?在內心深處,我之為我的微小意志、信仰和自由,是否能不為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而動搖?舞台上那群面目模糊的人們,一如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在群中In the Swarm一書中所論述,這不是大眾,而不過是一些被相互隔離的個體;不足以稱為「我們」,不能形成解決問題的主導性力量,不能籌謀未來,因為他們深陷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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