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我想從今年3月初大法官釋憲辯論，正視原住民狩獵文化的事件談起。

這起事件起於2015年底，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人Talum Suqluman（漢名王光祿）刑事案件爭議，他因非法持有獵槍和盜獵被判刑，2017年最高法院裁定停止審判並聲請釋憲。

一個原住民獵人對於獵場的博物知識，等同於掌握了生物多樣性；狩獵的禁忌與儀式，則表現對生態和共存的敬意。而主流漢人社會長期不理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造成原民文化和法律間的矛盾與斷層。

回到表演藝術來看，現階段可觀察到創作者反應議題的能力跟社群媒體的操作有關，議題容易跟著政策走，比如多元成家、轉型正義⋯⋯這是太陽花學運以來持續至今的狀態。創作者對議題的反應能力很快，但尚未發展出持續追蹤結構的深度，也還未能探索如同王光祿事件、花蓮亞泥礦場、土地生態流失、氣候變遷等在「人類世」情境下彼此相干，屬於台灣南島文化生態面、複雜的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傷痕。

跳脫單一觀點，用身體詮釋歷史

關於歷史傷痕、轉型正義的處理，2013年的兩廳院世界之窗「非常比利時」系列中《沈沒的紅》與《伊莎貝拉的房間》，讓我印象深刻。

《沈沒的紅》是獨角戲，描述主角童年時於二戰期間，在印尼日軍女子戰俘營的經驗，以「記憶之不可能與無法遺忘」反省帝國、殖民地、戰爭的關係；《伊莎貝拉的房間》則用一名年老女子的一生，將歐洲的歷史濃縮進一個房間，讓身體與物件產生新的連結，物件本身是歷史，當身體詮釋物件，就是身體去詮釋歷史——這太厲害了，非常有力量，藝術家運用的並非「媒體語言」，而是「文學語言」，去處理如此困難的辯證。

社群世代的議題取向，媒體語言操練的危險

我想進一步談談「媒體語言」與「文學語言」的差異。

近年，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議題取向如何左右創作趨勢，這與學運、無差別殺人等事件後，網路社群日常化的現象有關，劇場新世代培養出對議題即時反應的能力，包含多媒體的運用，趨向紀錄劇場、參與劇場的形式，可見社群媒體對其使用的語言與創作的影響，討論議題的方式處於非深度辯論的狀態，這是「媒體語言」，快速取得情緒的素描、身分政治的認同，卻讓劇場「文學語言」的詩意、辯證關係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學運期間，有《聊齋─聊什麼哉？！》（2014）用掌中戲迷人的敘事，談傳統藝術的困境，恰如其分地表達聊齋中的鬼魅與神秘。吳朋奉是說書人，將現實中學運的無助和虛無感，連結到劇中掌中戲的凋零——王嘉明將這些觀點置入鬼故事的情境中，非常聰明，恰好就在那慷慨激昂的歷史時刻中，讓我們看見一縷哀傷的幽魂正在遠去，那哀傷自有其力量。

潛入層疊的歷史網絡中，撥開傷口

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們處理生態、土地的問題多半是政治導向，忽視了土地中層層疊疊的歷史關係。目前，台灣表演藝術創作者有處理無差別殺人、學運、都更、白色恐怖的作品，但幾乎無法處理遠離都市的邊緣地帶，但這些邊緣地帶其實影響台灣社會的整體結構，比如亞泥就涉及了都市化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以我會想特別提出原住民傳統領域、狩獵權事件——我們要承認，現有的部落都是在模糊、斷裂的記憶中被重建的。若在劇場中，有多種文明身體的時刻，是否有另外一種的文明身體是我們所未能見到的？對我來說，TAI身體劇場《尋，山裡的祖居所》（2017）與印尼艾可舞團《哭泣賈伊洛洛》（2013）與《Balabala》（2016）就是重要指標。我從這兩件作品的編創與空間概念，讀到原住民如何面對這種全球化推擠邊緣地帶的斷裂感，但他們不是修補，而是把傷口撥開來，讓觀者看見。

而在人類世的脈絡中，蘇文琪近年的3個作品是台灣極少數處理相關議題的表演藝術創作，思考宇宙、能量、全球暖化⋯⋯這些探索非常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