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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懸浮」邏輯下,所製造的千年幻象 (陳又維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戲劇

後現代「懸浮」邏輯下,所製造的千年幻象

評《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

4/9-11

台北  國家戲劇院

《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以下簡稱《千年舞臺》)中的魏海敏,在戲中首先就被編導王景生暗自預設成是一個「去歷史」之人,而且是後現代「懸浮」邏輯對理性價值批判下的「去歷史」之人,因此從戲的一開始,我們就看到王景生很急切地利用「美麗島事件」,把魏海敏和觀眾帶進他設定的後現代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框架內,當魏的回答是她根本不知道「美麗島事件」是怎麼一回事時,王景生已經為這齣戲找到執行其意識形態的切入口,而不是真誠的去探討魏為何會「不知道」,可以說,王景生雖對外一再宣稱要探討的是「後殖民」、「去殖民」議題,但這兩個議題卻被他弔詭的直接嫁接在後現代主義式的「懸浮」歷史觀上,為自己可以以碎片化、去中心和無能把自身投身到台灣任何具體歷史時空的事實,找到合理化其意識形態先行的藉口。

因此我們看到的魏海敏,成為了被王景生利用她京劇名伶的文化身分,所折射出一個服務於後現代「懸浮」邏輯下的文化幻象——譬如魏海敏在劇中,只要涉及到具體的京劇時,幾乎就會出現湮霧瀰漫的「虛化」美學設計,從這個一再重複出現的「虛化」手法,已可窺見王景生內在的真正意圖,亦即,在其後現代主義式的「懸浮」邏輯下,歷史是不存在由真實血肉所形成的複雜性,而個體在文化身分上的發展過程,也可以如夢幻般地不需要有任何根本的認識,因此,魏海敏在《千年舞臺》所出現的不同角色,通過舞台扮演並延伸至她作為女性在現實中的情感表現,原本可以成為不同戲劇角色與現實之間相互參照的生命經驗,以及個人記憶與現存之間相互介入的多重「反身性」關係,而然這種多重「反身性」關係,卻被王景生假借「拼貼」之名,反過來從她扮演過的多種角色與魏海敏曲折的人生,「拼貼」出只能有一種單一的詮釋,於是原本集各種複雜性於一身的魏海敏,就如此被推上導演王景生規定的單行道上,一路推到去真實血肉與複雜性的「千年舞臺」上。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老大哥」式的導演宣告

無論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京劇文化傳承與演變史,或事實上操持多語言的「外省人」家族記憶,在導演有企圖的刻板政治意識形態下,魏海敏這樣的文化身分,很容易被形塑為一種政冶符號的代表,甚至被導演用來作為闡釋機械式「轉型正義」的政冶祭品,更可以說是通過這種闡釋策略,借魏海敏作為京劇名伶可以簡單等於中國的文化身分,同時也被王景生再延伸為「殖民政府用文化和教育驅使他們(按:台灣本省人)認同中國文化和身分」(見:劇中的投影文字),並與張照堂的台灣庶民身體影像的相互參照,完成在「轉型正義」中一套外來與在地的二元對立邏輯,而魏海敏作為京劇的文化傳承者或「外省人」的家族記憶,遂成為在轉型中的文化共同體所必須犧牲的祭品。王景生建構的這套轉型邏輯,更因加入台灣頗具代表性的藝術家陳界仁與張照堂的參與,使其話語體系似乎顯得更具「美學化」與「正當性」效果,可惜他偏偏無知到除了原住民外,本省人也是「外省人」的歷史事實。

王景生毫不避諱地顯露出他個人特定的政治立場傾向,而這種傾向表現在他以如同「老大哥」式的投影宣傳字幕上,把自己放在凌駕所有人的講述形式中,他選擇的不是一種對話模式,而是一種「宣告」(address),其「宣告」詞彙漫溢著強勢意識形態所反映出來的絕對主觀性,若說這種絕對主觀性直逼70年代黨外時期,某些基本教義派的社論語調,或者,可能更像舊黨國教育式的「宣告」語調也不為過。接下來對1979年「美麗島事件」無感的魏海敏,她在受訪中的「告白」(confess)就讓我們找到可以不必被我們聽到的「理由」。因為導演的這套論述,隨著當今現實政治氛圍而共構成為絕對「政冶正確」的語言時,延盪至他所記錄的獨角戲主角魏海敏的反應,竟是如此地對政治無感,乃至導演賦予劇中魏海敏的身體圖像、聲音記錄等,都只是為了服膺導演把獨角戲主角魏海敏進行「現實政治化」之物,這不只顯示出雙方話語權的懸殊,更反映了導演所擺出來的意識形態,不過是先借後現代主義式的「懸浮」邏輯,去掉歷史的血肉與複雜性,再將「後殖民」與「去殖民」架空,最終讓自己可以扮演「老大哥」,並向全場觀眾進行「宣告」。尤其作為新加坡人的王景生在這齣戲裡使用英文進行「宣告」,而作為台灣人的魏海敏在這齣戲裡使用的是中文「告白」,以導演的文化研究背景,不可能不知道語言與語言之間,至今仍存在著「語言霸權」問題,但王景生顯然因急於扮演「老大哥」,連選擇使用無聲字幕的偽善形式都省了,而採取親自現聲的「宣告」形式,至此,「跨文化」再一次成為「再殖民」與「新殖民」策略下的虛假外衣,一種由使用英語的新加坡人來扮演「老大哥」的代理人,所呈現出的還是典型的第三世界現代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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