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時間　2023/1/17 19:30～21:30

地點　台北 洪建全基金會敏隆講堂

主持　劉家渝 （曾任職朱宗慶打擊樂團與雲門舞集，現任愛樂電台主持人）

「70年代是燃燒的年代。」林懷民回憶。

那是台灣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10年，也是外交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因為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尋找自我定位的強烈慾望，給1960年代陸續自海外歸國的知識分子所開啟的尋根之路添上柴火。其中，1965年由作曲家史惟亮、許常惠發起的「民歌採集」長逾10年，這場大規模的台灣音樂採錄與調查行動，不只對日後的台灣民族音樂學有極大影響，也與文學、美術、表演藝術領域交互影響，掀起「回歸傳統、關懷鄉土」的大眾尋根文化熱潮。於是我們有了喊出「唱自己的歌」的李雙澤與民歌運動，與高舉「中國人寫曲子，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理念的林懷民與雲門舞集。

其中，來自屏東恆春的陳達被冠上「民族音樂瑰寶」、「鄉土傳奇人物」封號，成了媒體的關注焦點。這位民族樂手的滄桑嗓音與走唱故事，不只讓1976年的青年歌手李雙澤在淡江民謠演唱會上呼籲「期待一批現代的『陳達』」要讓民歌傳承「後繼有人」（註1），也成了1978年的青年編舞家林懷民在嘉義體育館首演《薪傳》的重要靈魂。

借2022年洪建全基金會復刻發行1977年《陳達和他的歌》黑膠唱片，與今年《薪傳》重演的機會，洪建全基金會主辦、雲門舞集協辦，特邀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與新象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樊曼儂一同回望共同經歷之70年代的民歌採集、民歌運動、鄉土文學運動等熱潮，重新檢視這些藝術家在意識或無意識地於創作中編入的所處文化時空重要線索，暢談那些怪異、艱辛、壓抑也美麗的時代風景，與一路上相遇的師長、朋友們所灌注的時代精神，在45年後的今天，重新點燃「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的「青春的火焰」。

Q：要談「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與雲門舞集，這背後有非常重要的兩個人：史惟亮先生與許常惠老師。樊老師跟這兩位老師很熟悉，請先為我們介紹一下。

樊曼儂（以下簡稱樊）：在老林演出《薪傳》之前，我們認識很多年了。1972年的某一天，我赫然發現家裡書房來了幾位年輕人，有陳學同、吳靜吉、三毛，還有這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位現代舞蹈家，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民國49年，我在藝專讀書時上許常惠老師的西洋音樂史課，前一年，他從巴黎回國。很帥、很頹廢、很神氣、很法國——各種形容詞都在老師身上。他在課堂上給我的最大啟發是：「中國的音樂要往哪裡去？」如果我們吸收250年的西洋音樂，我們的未來是什麼？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後來，許老師推動現代音樂發展，組織「江浪樂集」、「製樂小集」等。當時，我們學器樂的學生，很常被邀請跟作曲家、學長一起參與現代音樂的創作，發表作品。

史惟亮老師則是在民國54年從德國回來，他是苦行僧般的學習者。1958年出國，先去西班牙，過了4年去了維也納，隔了1年再到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待了5年。他們都跟大師學現代音樂，相處不到兩年，就產生共識要到山上、到平地，去原住民部落採集民歌。他們清楚寶藏都在部落中，因此找到了陳達。

林懷民（以下簡稱林）：這兩位老師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是聽許常惠老師的音樂長大的，比如《葬花吟》、《嫦娥奔月》。（秀出一張許常惠在巴黎時所拍攝的照片）50年代，他穿著風衣，背後是巴黎聖母院，帥到不行。許常惠生在鹿港世家，回國時，記者跟到鹿港，每天做起居注。所有關於浪漫、瀟灑、如何做個藝術家，通通都在他身上。

許老師對雲門舞集更直接的影響是：他的製樂小集、江浪樂集，雲門舞集的「集」從此而來。當年，每週許老師會在《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寫樂評，我讀他的樂評長大。另外，他總是會寫這場音樂會晚了幾分鐘，這是為何雲門演出一定要準時。

史惟亮老師是另一個極端。他是個苦學生，個性嚴謹得不得了，留學到西班牙還下礦坑工作籌學費。回台後，他寫了《音樂向歷史求證》，這本薄薄的、談中國音樂歷史的書，對我影響很大，我從此知道中國的音樂。我1972、73年讀了這本書，1974年就去韓國、日本學雅樂，進入了這本書的世界，後來才變成了《水月》。他們兩人先後採集民歌，為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大門。

Q：（對著林）您說過，雲門的成立與史惟亮老師有很重要的關係。

林：也跟曼儂的先生許博允有很重大的關係。對我來說，許博允是台灣最有才華的作曲家。

樊：也是最帥的！

林：有比許常惠帥嗎？

樊：有！

林：兩人都一樣的瀟灑。從他們身上，我知道什麼是藝術家。我回國第二天，許博允就帶著温隆信、三毛和我等人到妳們家， 跟我說，我們可以合作。温隆信先生在1975年在荷蘭得了作曲大獎（註2），持續在台北作曲，但我們的社會給嚴肅藝術家的空間太少了。那個年代，我們大概只記得馬水龍的《梆笛協奏曲》，除此之外，我們的腦袋中沒有其他台灣的交響樂、三重奏。

當時，你們一群人做過「七一樂展」（1971），想找我做「六二樂展」（1973）。我說我不會編舞，但他們說一定可以。後來，吳靜吉、許博允、温隆信和我一起參與了這個製作，我們去化緣募款，但沒募到款，每個人就出了幾千塊。當時，我在政大當講師，薪水2,900元，場地訂好了，但演出前一個月音樂還沒出來。

那年春天，史惟亮先生擔任省交團長，希望音樂能從歷史中找東西，拜託俞大綱老師介紹一些京劇界——當時叫平劇——的老師們，我就被帶去了。我們何其有幸能有侯佑宗、曹駿麟老師等前輩來教我們音樂、動作。有天，課程結束後，史惟亮老師找我在省交辦演出。當時，曲子都做好，也錄音了。我答應了他的邀請，但有一個條件：全部的音樂要用我們作曲家的音樂。

省交因此主辦了雲門舞集第一季的演出，是我們的創團首演季。在這些朋友、老師的鼓勵與推動下，才有了雲門舞集。當時，我說「中國人作曲、中國人跳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那時「台灣」兩字還沒official，現在有年輕的學者說林懷民是統派，但他們沒有檢查當時的語境。我們是喝他們的奶水長大。

Q：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土壤。雲門舞集在1973年成立時，樊曼儂老師是音樂指導。（對著樊）老師您跳舞嗎？

林：她是我看過最好的舞者！

樊：我童年最大的志願是成為一名舞者。我3歲開始跳舞，可惜考試制度讓我停滯下來。等到雲門來了，我就追著去，但技術跟不上了，像是瑪莎．葛蘭姆的地板動作，我跳1個禮拜就得休息了，因為腳破了好幾個洞。跳現代舞要歷經的辛苦，讓舞者們傷痕累累，於是我自動請辭，管音樂就好了。（笑）

林：我願意幫她編支舞，讓她坐著跳。樊曼儂只是舉個手，That’s a miracle！一輩子難忘。

Q：因為會跳舞、愛跳舞，樊老師成了雲門舞集的音樂指導。那麼，在現代舞團當一名音樂指導是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樊：林懷民是政大新聞系畢業，跟音樂界不熟，而音樂界都是我的學長、同學，我知道他想編什麼樣的舞，可以建議哪位作曲家能融入他的舞思，比如《寒食》或許跟許先生（許博允）的個性比較合、《白蛇傳》可能賴德和適合。閒暇之餘，就教他打拍子。他的拍子很——

林：差！（大笑）

樊：我沒有講！這是一種訓練，聽音樂、打拍子，找節奏與動作的一致性。

林：其實，樊曼儂什麼都不做也可以。她坐在那裡，整個世界都穩下來了，永遠讓我安心。我從這些音樂家中學習、感覺音樂，我的成長是這樣來的。

Q：林老師認識非常多音樂家、作曲家，但不要讓他唱歌！

樊：錯了！讓他喝點小酒唱歌，勝過所有人。他願意把所有心思與情感放在歌詞中，不管他的聲音到哪裡，你會被感動。我聽他唱歌會動容，他知道歌裡最重要的東西。

林：音樂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我是寫作出身的，讀政大新聞系時，《現代文學》、《文學季刊》中有幾個大將，比如陳映真先生，很少有作家如他：國民黨、民進黨都不愛他；共產黨拿他沒辦法，到最後也不知道要不要繼續愛下去。舉例來說，他的《夜行貨車》就是關於反資本主義的人道小說。

我永遠記得，在政大宿舍讀黃春明《看海的日子》，哭到不行。黃春明寫一名宜蘭的妓女白梅生了孩子，成為一個母親，她聖潔而自信。或是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從台語中變化出語言。這些作家有我最佩服的人道主義、社會關懷精神，開始嘗試去寫熟悉的環境與小人物，那就是台灣——這對我是很大的衝擊。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有人說，他們是左傾，說他們「有為台獨宣傳的嚴重嫌疑」。這些文字爭論往往都有政治勢力左右，政府給他們貼上了反動的標籤。在70年代，所有事情都跟政治有關，這些說法都是看警備總司令部要怎麼解讀那條線，而他們的想像力特別豐富。

其中，許常惠、史惟亮兩位老師從歐洲歸來，從巴爾托克（Bartók Béla）、高大宜（Zoltán Kodály）身上學習，採集民間的音樂，更進一步來說，那是向人民學習。在這樣的氛圍中，「陳達」這個名字浮了出來。

Q：70年代是個風起雲湧，讓年輕人走出來尋找自己的年代。當年除了有我們方才所提的許常惠、史惟亮老師從台灣的土地尋找自己的聲音的民歌採集之外，還有校園民歌。

林：1975年，楊弦用余光中的9首詩譜成曲，與胡德夫在中山堂以「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的名義開唱。當年9月底，洪建全基金會出版了唱片《中國現代民歌集》3萬張。民歌大概是從這裡開始的。樊老師，民歌跟正統音樂界又有什麼關係呢？像是李泰祥、陳揚。

樊：他們從學校中有系統地學習所謂「古典音樂」，而過去的樂手師傅都是在社會中學習的師徒制。民國49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前身「國立藝術學校」改制為「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才有了各樂器的專門課程，這些學生如我，畢業後就參與了電影、唱片錄音，而這些樂手下了班，也會一起錄製民歌。基本上，民歌手多是學生。後來，許多唱片公司成立，就舉辦校園民歌比賽，很多優秀的學生都從這兒起頭。像〈橄欖樹〉，三毛的詞，李泰祥的曲，由齊豫演唱，那時她還是台大的學生。當時出版有很多審核的單位，歌詞都要檢討有沒有什麼「顏色」。（註3）

林：當時，賴德和組織「向日葵樂會」，不通過，因為向日葵把頭迎向東方紅。

樊：在這波校園民歌運動中，李雙澤也非常重要。

林：李雙澤的父親是菲律賓華裔，他從小跟母親來到台灣。70年代，他在台北各地打工，有一回他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咖啡廳遇到胡德夫唱歌，他請胡德夫唱他原住民族的歌，但胡德夫不會唱。這埋下李雙澤在各大校園中鼓吹「唱自己的歌」的想法。

後來，李雙澤在淡江大學舉辦西洋民謠演唱會。他拿了一瓶可口可樂上台、放下，唱了〈補破網〉、〈恆春之歌〉、〈雨夜花〉、〈望春風〉，問：「我們為何不能唱自己的歌？」他很努力地寫曲子，但都沒有發表。1977年，李雙澤在淡水為了救一名溺水的外國遊客而溺斃。他創作的時間非常短，但影響非常巨大。

李雙澤追思會的前一晚，胡德夫、楊祖珺漏夜整理他尚未發表的〈美麗島〉，並在追思會中演唱，那是這首歌的首演。後來，基於向日葵頭所指的方向這類的問題，他們沒有地方唱，就到卡車上唱。因為當時黨外人士覺得這首歌名很好，成立了《美麗島》雜誌社。後面的故事，大家都曉得了。〈美麗島〉不是政治歌曲，是歷史開的玩笑。〈美麗島〉是70年代的純真，這首歌吐露李雙澤這些人的信仰。它不是〈橄欖樹〉，認同的不是神州，不是海棠，是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

註：

1. 參劉慕澤〈期待一批現代的「陳達」〉，《中國論壇》第36期，1977，頁35-38。
2. 1975年，温隆信的大型室內樂作品《作品1974》及為長笛、大提琴、鋼琴、打擊樂的《現象Ⅱ》，雙雙獲得荷蘭高地慕司國際現代音樂作曲比賽入選，《現象Ⅱ》更獲得大賽第2獎，成為第1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曲家。
3. 〈橄欖樹〉（1979）由三毛填詞，歌詞中「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遠方」，被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指為中國，讓該曲一度被台灣審查當局禁止發行。

林懷民 ╳ 樊曼儂  思想起「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的年代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