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因為我和前川知大長得很像。」許哲彬說。我們剛完成在植物園烈日拍照的行程，本以為在切題的體感催化下，會從許哲彬口中聽到關於今年執導前川知大劇本《太陽》的各種深刻分析，然而他就說了這麼一句。

前年，許哲彬利用私人東京行程，拜訪了野田秀樹的東京藝術劇場。離開前，對方忽然提起前川知大這位劇作家，和許哲彬說「有空可以看一下他的劇本，你們長得很像。」當時，許哲彬對前川知大的作品並不熟悉，認真看了下東京藝術劇場傳來的相關資料，認為他的創作相當有趣，也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想不到幾個月後，臺北藝術節策展人林人中傳來訊息，說他在巴黎看了一齣前川知大的作品，對他的劇本很感興趣，也另外要了《太陽》這本劇本傳給許哲彬看看。

「這麼有緣，我當然也很感興趣。」許哲彬說。除此之外，《太陽》以架空科幻的寓言故事作為背景，是「台灣不曾有過的類型」。種種巧合之下，促成了此次《太陽》中文版製作。

「巧合」，似乎很適合用來形容許哲彬的劇場創作之路——雖然巧合並不代表毫不費力。

從劇場找尋到自身與夥伴的成就感

在台南長大的他，高中就讀私校完全中學，沉悶的升學主義讓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北漂」。當時他對大傳、廣告頗有興趣，但在申請入學階段還剩下一個校系名額可填，於是便填了「感覺有點相關」的台藝大戲劇系，心想「就算上了也可以轉系」。想不到真正入學後，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學，甚至一路組團至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四把椅子劇團」），有共同前進的動力，也在戲劇方面找到成就感，於是「就這樣走到現在」。

然而，許哲彬身為劇場導演，真正的養成其實是來自他在公館「挪威森林」咖啡館打工的經歷。

高中時期還在台南的他，就很喜歡跑藝文咖啡館，特別是台南成大旁一間「國境之南」。老闆得知許哲彬即將北上讀書，便推薦他去店名同樣來自村上春樹小說的挪威森林看看。許哲彬先是當了一年顧客，接著開始在店裡打工，認識這間「90年代文青集散地」裡形形色色的人們，有做音樂的、寫書的、拍電影的，也因此對西方藝術、音樂、文學與電影有更深刻的認識，「我是在這裡才知道什麼是藝術片的。」許哲彬這麼說。

如果說「挪威森林」提供的是許哲彬關於藝術認知與創作的養分，那麼台藝大戲劇系則更像是他實踐之場域。學校裡沒特別區分術科專長，修了一堂表演課後，許哲彬感覺自己和他人相比，似乎沒那麼熱中於表演，反而是在導戲時獲得更多成就感。

台藝大戲劇系每年舉辦競賽性質的實驗劇展，獎項以「金獅獎」為名。大四那年，許哲彬執導加拿大劇作家魏格娜（Colleen Wagner）劇本《紀念碑》（四把椅子劇團後來也曾重新搬演），描述「一位年輕士兵姦殺23個女人之後、在獲判死刑之前，卻被一位神秘女子搭救、折磨的奇特經歷」。演出大獲好評，「幾乎所有能拿的獎都拿了，對那時的我來說是很直接的肯定。」許哲彬說。也是因為這齣戲，讓他與當時夥伴「有了動力或一點踏實感，覺得我們畢業之後也可以繼續做劇場」，而有了四把椅子劇團的出現。

從創作到教學，探問劇場內外的各種可能

四把椅子劇團夥伴除了有《紀念碑》的演員如王安琪與楊一嶙，還加上一入學就混在一起、參與所有大小呈現製作的竺定誼、林家麒（老爹）等人，一直到現在，始終都是許哲彬排練場無法錯過的固定班底。近20年的好情誼，對台灣劇場生態來說，是很難得的事情，特別是歷經從學生到專業劇團的不同階段，卻依然保有穩固的夥伴關係。

然而這其實回應了許哲彬對「劇團」本質的想像：「劇團的英文就叫做『company』，是彼此陪伴的意思，意味著我們必須要花很多時間聚在一起；若陷入『效率』思維，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即便日後陸續面對不同背景的新演員，許哲彬依然會花上許多時間和對方聊天、分享生活經歷或是各自看到的有趣作品。對他而言，劇場的「集體感」（Ensemble）才是最理想的原初狀態。「台灣劇場的獨立接案環境，其實很不健康。」許哲彬強調：「不該是排練時間到了，大家用『專案』的態度來完成事情。」

這也意味著劇場創作的矛盾：「我們必須在各種限制條件下完成演出，包括預算、有限時程等，但重點在於我們如何找到最不被限制的自由，不斷去晃動那『矛盾』的界線，才能找到面對彼此（合作夥伴）的方式。」他引用華裔作家徐華回憶錄《Stay True（保持真誠）》書中文字「友誼在於去認識的意願，而非被認識的渴望」——要在劇場建立關係，首先必須對對方產生興趣，「但不只是對他們的『技藝』感興趣，還要對他們的『人』有興趣。」也因此，他在創作中的成就感，更在於「是否讓大家都能有成就感」。

近年除了四把椅子之外，許哲彬也偶爾參加友人們以「發條鼻子」名號推出的跨域製作，包括疫情期間在北美館展出的《howwwwwww》，挑戰線上線下之日常觀看。對許哲彬來說，與發條鼻子的合作像是一種調劑，得以在美術館場域挑戰有別於劇場的觀演關係。「那次在美術館展出作品，我認為面對觀眾的狀態是很不一樣的，劇場觀眾常會把自己當作消費者，在美術館則可以持比較開放的心態。」許哲彬說。此外，發條鼻子成員大都是劇場出身，卻來自不同背景，彼此討論時既延續集體創作的概念，卻也碰撞出更有趣的火花。

同樣讓許哲彬得以抽離平日工作狀態、以客觀角度重省自身的調劑，還有「教學」這件事。一方面，許哲彬從頭學習如何「系統化」自己這幾年的導演工作；另一方面，每次看到學生糾結於一些實在不需糾結之事，也讓他跟著自我檢討，從而轉化工作心態。

到底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戲劇教育？許哲彬給出了很不一樣的答案。

面對串流世界，現今世代所感受的速度感、專注度，已和過往大不相同。很多時候我們所以為的經典、或者學院所認定的經典，不見得真正能和新世代創作者的生命產生連結。「回想我自己在讀書時讀到所謂的客觀經典，有時候卻也是沒有共鳴；於是我更不想去定義哪些是非讀不可的經典，反而是要讓學生們找到自己人生的『經典』，讓那些作品成為出發點，引領他們走下去。」許哲彬說。

創作，反映自身，也製造與當下的共鳴

許哲彬與四把椅子劇團近10年搬演的作品，有大半以翻譯、轉譯文本為主，既有在地化後的「經典」，如《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和她們的Brother）》、《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也有當代劇作如《好事清單》、《呼吸》。然而無論如何，許哲彬最在意的，還是作品如何與自己所處的當代台灣社會產生共鳴。

畢竟曾在英國留學的他，本有機會留在英國劇院工作，「但我如果留下來，只是滿足自己虛榮心、拿個漂亮履歷，只能服務當地觀眾，我卻對他們的社會脈絡不夠熟悉。」那麼，許哲彬和台灣劇場環境夠熟悉嗎？回國多年，他坦承自己始終有種不適應感，認為「這裡環境太小，太過需要彼此相挺，反而陷入『發揚台灣文化』的情勒。」

當局者迷，這或許也是他在翻譯、轉譯劇本中所拿捏的距離，一方面透過他國作品，以客觀角度探討自身議題，另一方面也藉由在地轉譯，讓故事與台灣脈絡更貼近。

回到即將在臺北藝術節演出的《太陽》。劇中以太陽將人類分為兩個種族，染疫後的新人類「諾克斯」統治世界，卻曬不得太陽；舊人類「克里奧」能在陽光下自由活動，生存區域卻日漸緊縮。兩族群間的對立，既是今日世界縮影，也讓許哲彬想到台灣現況。他指出：「劇本就像鏡子，反射你心中所想，而非實際隱喻。」前川知大刻劃的科幻世界，蘊藏某種佛教般的內省思想，反而得以在簡練舞台上，映射出個人內在的無盡想像。

很難想像，以開放心態將所見所知化為創作的許哲彬，近日最大的享受竟然是開車。許哲彬說：「密閉空間讓我很有安全感，還可以滿足我的控制慾，知道自己要去哪。」矛盾嗎？畢竟劇場就是個矛盾的地方，此處的安穩與限制，是為了冒險於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