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黨劇團《父親母親》
2025/11/8
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父親母親》是同黨劇團以歷史敘事為切角，討論殖民及威權統治下，酷兒、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作品。本劇以主角「格格blue」的阿文的尋父之路作為整齣戲的行動，並發展其子阿凱是同性戀的故事支線。本劇前三分之二阿文拿著照片尋找自己的生父，一名叫「貓仔」的布袋戲偶師。故事透過阿文一站站拜訪布袋戲團，從南到北勾勒出台灣布袋戲班在日治與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發展與限制。隨著阿文逐漸靠近「貓仔」，眼見就要揭開親生父親的真相，卻發現生父另有其人；是位名叫米粉的跨性別女性，與貓仔一同入獄，並相互喜歡。阿文又循線找到生父米粉經營的酒吧並前往尋人。故事最後阿文、米粉與阿凱在米粉開的酒吧中相見，解開多年心結，一切近乎圓滿的落幕。
舞台為四面台，四邊皆有倒放在地的書櫃、檔案櫃，圍出正方形的舞台空間。舞台空間未作明確切分，僅以燈光變化製造時空轉變。導演以流暢的畫面調度，物件與小道具的使用，輔助6位演員分飾36個角色。看似簡明的安排，在敘事複雜、多線交錯的作品中是明智的選擇。演員表現令人驚豔，在性別、年齡與說話口音的轉換與調度拿捏得宜，讓觀眾能輕易地隨角色進入故事。劇本選材大膽前衛，白色恐怖背景下的酷兒議題；以威權與自由建構劇本的基底，透過角色追尋各自的自由，進一步討論酷兒身分如何在白色恐怖與殖民餘緒的壓力下被迫形塑。但2025年的台灣觀眾已生活在同婚合法、性別倡議相對成熟的社會，而劇中角色的痛苦與壓迫多停留在情緒與創傷的再現；對威權如何滲入日常、如何與性別壓迫交纏，劇中呈現相對扁平，未能在威權與自由間開展更多的辯證與論述。
論及自我認同，與個體如何在群體中思考與建構自身有關。跨性別作為一種高度當代的語彙與認同方式，在劇中年代理應更難被命名、更難毫無矛盾地自我肯認。而米粉卻未有任何掙扎，僅以一句「我這樣比較自在。」的台詞帶過，使得酷兒議題在歷史中的辯證被簡化為一種立即性的自我接受。這也使得該議題與劇中的時代之間仍有一道鴻溝，觀眾雖能共情，卻難真正觸及酷兒議題在歷史脈絡中的重量。
《父》劇以紮實的劇本內容引領觀眾看見日治與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布袋戲班歷史的剖面，並將新穎的酷兒議題與威權背景並置生成角色。其未將劇中角色傳奇化，而是回歸原始的情感層面，探討親情與愛情中，個體的自由意志該如何被安放與詮釋。以如此情感導向的方式討論議題，對觀眾來說容易帶入且能引發共鳴。
故事前半部側重布袋戲班在威權統治之下的困境與貓仔思想的不自由，兩者相互呼應——布袋戲班改演皇民劇及反共愛國劇，貓仔手上的布袋戲偶是時代與自身思想不自由的隱喻，讓貓仔不願再做一個「柴頭尪仔」。思想逐漸左傾、激進，最後被捕入獄，遭判處死刑。故事後半部以米粉身為跨性別女性的不自由，被迫放棄孩子、家庭，隱身在幽暗的gay吧度過餘生。這一切故事以阿文與阿凱兩個現代角色帶領觀眾探究，卻未著墨他們對故事的想法與觀點，不免使其存在流於功能。阿文面對生父的跨性別及兒子同性戀的身分，不可避免地落入當代政治正確的思考路徑——我發現、我不接受，最後我理解並接受。
《父親母親》全劇探討威權體制對自身認同的形塑與影響，在2025年的台灣，自由與威權的樣態早已隨時代變形，幽微地滲透進生活。而如何能夠穿透歷史的迷霧，讓自由與威權的辯證不只停留在情感修復，而能推往下一階段思考，或許正是這部作品在此時此地所面臨的限制，也同時是創作者身處當代的一種必然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