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翻開台灣各大場館與相關扶植計畫的製作演職人員名單——從兩廳院的「新點子實驗場」、臺中國家歌劇院的「新藝計畫」到國藝會的「新人新視野」，「構作」（Dramaturg）一職儼然為年輕編舞家作品中的「標準配備」。這個發源於德國、帶有濃厚歐陸理論色彩的角色，在台灣落地生根的10年間，究竟長成了什麼模樣？它是一帖解決創作迷惘的萬靈丹，還是一套因應當代焦慮而生的劇場陪伴機制？
歷經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雲門２、國家兩廳院節目企劃部的多年歷練，經手無數舞蹈節目，在前（2024）年升任節目企劃部經理賴依莉身處國家級場館的製作前線，她觀察到，當代年輕編舞家擁有極強的視覺感知與概念操作能力，在社群媒體與數位工具的助攻下，往往能用一個精巧的概念撐起短篇作品；然而，當創作規格拉長、甚至建構一檔大舞台的完整製作時，結構的鬆散與歷史厚度的匱乏便容易現形。這時，「舞蹈構作」的介入便顯得至關重要。
「好的構作，應該是引導、協助釐清，而非幫創作者做決定。」賴依莉觀察。
從2016年兩廳院譯介出版《戲劇顧問：連結理論與創作的實作手冊》一書，明確引進「構作」概念至今，賴依莉在陪伴與養成新銳藝術家的過程中，見證了許多長期且正向的合作案例；但同時，也直擊了創作倫理上的灰色地帶——當構作過於強勢、甚至在演出後全盤代為發言時，創作者的主體性究竟還剩多少？透過賴依莉多年來的場館製作經驗與觀察，我們嘗試深入探討舞蹈構作在當代生態中的定位，以及場館如何在多場館時代與創作者建立健康的協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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