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金枝演社，創辦人王榮裕悠悠地晃過那張既是餐桌、亦是會議桌的長桌。那個位置有流理台、瓦斯爐等廚房用具，隔著櫥子與架子，是王榮裕最常坐著的沙發，然後團裡的狗兒貓兒在那兒自由活動。
王榮裕笑說自己現在像是個幽魂——他特別強調是《哈姆雷特》（Hamlet）裡的幽魂。好像很有存在感，但又好像不存在。常常在團員開會的時候晃過去，說個幾句話，然後又遠離會議中心。
此時，團員施冬麟正煮了午餐，準備端上桌。
這是金枝演社的日常狀態，或許也正是他們運作的方式。王榮裕與另一位創辦人、並負責行政的游蕙芬說，像是個「公社」，裡頭的工作、收入等彼此分擔；也有點像是個「家」，來來去去，總有人在。金枝演社在體制上雖是個「劇團」，但如今面臨到交棒、傳承等後續規劃時，似乎有屬於金枝演社介於劇團、公社、家的方法與角度。
在危機中建立劇團的營運制度
金枝演社創辦於1993年，至今已超過30年，可以說是營運時間相對長的台灣劇團之一。
對王榮裕而言，最近一次、且相對嚴重的低潮是在25周年的時候。始終陪伴在王榮裕身邊的游蕙芬說：「當時他陷入最大的低谷，是覺得那個創作（《歡喜就好》）是不是脫離時代了，沒有人要看了。」但游蕙芬反過來問王榮裕：「你那時候心裡有想說不要做下去了嗎？」王榮裕搖搖頭：「也沒有說不要做，就是會覺得是不是我的戲沒有人看了，然後要被淘汰了。」
對於一名創作者而言，這種創作週期裡的起起伏伏實屬常態。當時或許跌得極低，但戲演完了、幕落下了，很多事情也會迎刃而解；但經營一個劇團，則又有更複雜的面向得思考。
創團初期，金枝演社更像是「戲班」——沒有固定地點、組織，只要有地方演戲就能存活下來。過程中，團隊組織也逐漸成長，成為有固定演員、行政、團址的劇團。在王榮裕的理念裡，他雖是創團者，但金枝演社並不屬於他，「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更不是某人的，是『大家』的。所以我們賺的錢是大家平分，只是因為我們要有營運規劃，所以必須設置管理職；於是，（曾）鏵萱喜歡整理服裝、化妝品，就將這個職位交給她，小冬（施冬麟）喜歡練功，就把訓練的事情交給他，對於環境的維護交給（李）允中，機動組是王品果適合⋯⋯」王榮裕細數著，但又特別強調：「這樣的團隊組織，其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生態。」
不過，組織構成的制度化也是在兩次危機裡慢慢建置完成。游蕙芬提到，金枝演社的兩次危機分別是在2001年時未獲得文建會（現為文化部）補助，以及2008年失去企業贊助，兩次危機皆引發財務問題，無法順利發出團員薪資而瀕臨解散。兩次危機都仰賴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協助，包含提出義演募款、組織會員等方案，替金枝演社度過危機。王榮裕一邊感謝、也一邊帶點吐槽與玩笑語氣地「怪罪」林懷民，因為這些捐款的挹注，反而讓金枝演社不能因為自己想結束就結束。
「我胸無大志，我沒有想要成大功立大業啊！」王榮裕又再次重申了「胸無大志」這句話。但與其說是外界支持的壓力，不如認為這些支持讓負責行政營運的游蕙芬更明確、且確實地建立起金枝演社的制度，而讓金枝演社從「戲班」轉變成「仍帶著戲班草根氣質的劇團」，並能啟動後續的「交棒」。
從「督促」開始的創作交棒
「原來我們也到了要談（交棒）這個題目的年齡了。」游蕙芬邊笑邊感嘆說。
現年66歲的王榮裕說自己大概10年前有想過「交棒」這件事情，不過，他更明確受到的刺激是「林懷民在2019年宣布退休」，他驚訝的是「原來藝術家也可以退休」，於是他開始有自己退休的畫面，是自己帶著一群貓貓狗狗雲遊四海。
不過，站在游蕙芬的位置，想法就沒有王榮裕這麼瀟灑、浪漫。她看著團內其他團員，「他們其實都有自己的特異功能，也該去發揮一下。一開始是從這個方向慢慢問他們，有沒有興趣要創作？最早只有小冬，可是他每次創作都很痛苦，身為製作人的我也要陪他一起痛苦很久。」接著說：「小冬的創作其實都隔很久，在近期的《再一步，天堂？！》（2023）、《籠子裡的白狐》（2025、2026）之前，他上一部作品是2013年。」
游蕙芬話鋒一轉，眼神犀利地說：「是必須給他們一個deadline。」同時回過頭看了一下王榮裕：「所有創作者都一樣，不訂個日期，他就會無限期延長。」或許是要交棒，也或許是想讓團員有所發揮，所以她從2021年開始督促有意願創作的團員至少兩年要完成一個作品，也因此催生出施冬麟近年的兩部創作。
因此，對金枝演社而言，目前規劃是將王榮裕歷來的作品典藏化，包含文字、影像等方式進行保存，「二哥（王榮裕）哪天沒力氣創作，選擇退休，如果有人對他的作品感到好奇，就可以去看那些資料。」游蕙芬這麼說。另外，則是讓金枝演社成為一個創作平台，讓團內有創作意願的團員，在劇團的協助下完成作品，同時也不排除與不同導演合作，開創出金枝演社的其他創作方向。
「我也是人家給我們機會才能創作，所以現在也希望可以給他們機會。」王榮裕露出意味深長的微笑說：「他們把生命都交給了金枝，那我們也得把自己能做的都交給他們。」
不堅持劇團招牌，維持核心價值並保留各自發展
「任何人離開之後，他所創的團體會變怎樣是沒辦法控制的，不可能一直維持著某個東西。」王榮裕笑說：「他們也不可能維持得住我的東西，因為我的東西他們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理解，畢竟我的生命背景就跟他們不一樣。」
他舉了金枝走演《可愛冤仇人》為例，在300場左右的演出中有大概100場交給施冬麟當導演，「我後來都沒有跟他們一起排戲，我頂多就是出發前一天看一下整排。小冬會改一些東西，所以有些味道就變了點調，但我也覺得很好，這才是他的味道。」但王榮裕明白，這群團員在金枝演社這麼長的日子裡，終究會維持的是核心價值——像是台語創作。
金枝演社，或許是張台灣戲劇史中的招牌。但對王榮裕而言，卻沒有太多堅持。
王榮裕想起自己兒子出生時，為了他的名字到廟裡亂晃，遇見一名姓名學的老師，於是他就拿了「金枝演社」的名字讓他算。那個老師說，「金枝演社」這個名字至少可以吃70年。「如果硬撐70年，太辛苦了啦，所以隨緣就好。」
游蕙芬接著說：「二哥年紀比較大，會早一些退下，我可能還要再等個幾年，但我們一定會退下來，因為體力、腦力都會有限。那麼小冬、允中他們要不要接手劇團經營，都是他們的事情。或是對他們而言負擔太重的話，不打算用『金枝演社』這個名字也沒關係。」
「他們各自發展也沒關係，金枝演社不是個非得繼續扛著的招牌。」王榮裕說：「萬物有生有死，都要看大家意願。」
對於王榮裕而言，創作該走往哪個方向，是下一代自身的選擇，而自己也不代表整個「金枝演社」；至於在營運方面，游蕙芬則建立好制度，讓「金枝演社」可以是個選擇與延續，但若能開啟更多未來可能，她也樂觀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