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玲說，她很早以前就從朋友那兒收到一本年譜了，只是不知道該怎麼用。
且所謂年譜，乃父系傳統，包含家國大事，偏偏周慧玲留心的，是此份年譜中，一位終生未婚的孃孃（江浙地區方言中對姑姑的稱呼），她說：「關於這位孃孃，記錄中只提及短短一句話，我所有確切知道的事情，也僅他們家族中，有兩位孃孃一輩子未婚住在一起。」
家國記憶被年譜記錄，女性的私密回憶，如今是否有機會藉由創作重現呢？
說到這兒，周慧玲又坦白說這個戲的創作，與什麼女性主義的實踐，實在沒什麼關聯。
有一對能聽方言的耳朵
「創作過程，我不曾真的思考過女性主義，事實上，我看國外許多創作也是如此，寫的時候通常不是為了什麼主義而行。倒是，我也不反對其他人怎麼看、怎麼評。如我前面說的，我在編導的過程都是回到人的本身、盡可能不套用任何理論進去，不過，任何人對這個作品的評價，我也都會覺得很有意思。畢竟，我對人的好奇不會只發生在舞台上，也當然包括觀眾。大家怎麼看待此事？找出了什麼盲點？傾聽這些對我來說也很好玩。」
另一個好玩，是周慧玲編劇過程中，通常對於演員的想像也非常明確。創作之初，她一般會與演員有初步的意願確認，接著在撰寫過程中，像是能真的聽到該演員念出那句對白一樣，把句子逐一寫出。
雖說如此，在初稿完成、與大夥兒相約第一次讀劇的時刻，眾人還是吃盡苦頭——全是因為方言的緣故。
「我本來沒有要做這件事情，我想說就好好用華語寫作就好。可是，這個年譜本來就是兩個上海的女子過來台灣的故事，我愈寫愈不對啊，最後才試著用上海方言寫作。」
周慧玲在2018年的《簡吉奏鳴曲——零落成泥香如故》，也因主角是日治時期的台灣農民，順應角色邏輯，初次嘗試用閩南語創作。方言寫作於她而言，不會只是靈機一動的冒險，通常是她更靠近角色的方式。再加上，她童年的時光，也給予其加乘的信心，她分享：「我父親在來台灣之前，曾短暫寄居在上海、他姑姑家兩年，而後他們輾轉來台。我因此從小就會到這姑奶奶家玩，那是一個上海話家庭，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認為自己要寫出一個上海話劇本，應該是沒問題的。」
這個決定，苦了自己，同時也是交給演員們的艱鉅任務。可是，周慧玲終究能夠自信的說——他們沒有問題的，這些演員站在一起，在排練場上，即便方言得讓他們重新長出另一種舌頭似的，然而最終困難的，又或者真正能夠打動觀眾的，通常不在語言之中。
戲劇裡，《孃孃狂言》的主角是個老太太，且是從失智的年歲切入。周慧玲說她無意要寫實化失智的苦楚，不過也當然知道，即便創作賦予其再多浪漫想像，那過程仍是摻雜著一點傷一點苦，心酸長伴。可是，這大概也是劇場能夠更加靠近人情的原因吧？「我們都知道，失智是一個不可逆、無可復返的狀態，不過，看著他們排練的過程，經常有流光滑過，特別是角色再想起某些歷程以後，眼睛會亮起、如瞬間年輕，雖然在兩三分鐘以後又歸於現狀，重回年老。」
她不是要創造奇蹟，而僅僅是讓在場的人還記得，眼前的人無論看起來如何黯淡，此人都曾經光彩奪目。時間帶走了此刻，流動的記憶卻值得以不同的形式重現出來。
「我相信，那樣的光彩即便只是轉瞬即逝，依然能夠打動人。」周慧玲說的這句話，彷彿不僅只是描述《孃孃狂言》這個作品，而是在她細細數著自己的創作歷程時，也是流光閃爍，無比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