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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
歷史的幽靈,女性的身影
在當代的新編歌仔戲作品中,以台灣歷史入戲的作品並不少見,尤其自2018年以來,臺灣戲曲藝術節每次的旗艦製作,更是「以戲曲訴說台灣故事」為核心進行創作。今年由劇場編導王友輝、秀琴歌劇團與阮劇團共同合作的《鳳凰變》,以明鄭家族的東寧王國為背景,講述一場發生於1681年的王室政變「東寧之變」。這場政變的結果,導致東寧王朝的覆滅,也影響了台灣的命運。 國姓爺與昭娘:纏繞歷史與劇中的幽靈 在長期本土化的追求與作用下,鄭成功及其家族所衍伸的人文軼事,經常被改編成戲劇作品。經由不同創作者對於歷史的詮釋與想像,引入不同族群的記憶與立場,早期「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神聖形象,逐漸打破單一的/漢民族的文化史觀,進而建構出貼近常民、多元的人物形象。《鳳凰變》的故事則是以鄭成功死後,鄭氏家族之間的鬩牆奪權為背景。 《鳳凰變》的切入點是由鄭成功的一道命令而展開。鄭經因與乳母昭娘私通生子(鄭克),鄭成功下令格殺董夫人(鄭經之母)和鄭經一家,董夫人依隨眾議,殺昭娘以代罪。若從整體敘事結構來看,在「序曲」演繹的這段情節,看似與日後東寧王國的發展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從未在劇中現身的鄭成功,透過一道命令,藉由來自廟堂與宗族的權力和束縛,讓所有人難逃活在「國姓爺」的陰影之下。鄭成功化作歷史的幽靈如影隨形,糾纏著鄭氏王朝裡的每一個人。 而開場就喪命的昭娘,在劇中也作一縷幽魂,伴隨著鄭氏家族來到台灣建立東寧王國昭娘的死,成為家族成員不願碰觸的傷痕與裂痕。在編導的安排下,昭娘魂以畫龍點睛的方式出場,在部分情感濃厚的場景中,成為觀眾深入鄭經父子內在心境與情感深處的引路者。更重要的是,昭娘作為人倫悲劇的犧牲者,也揭示家族的悲劇性係由人倫的衝突而展開,而《鳳凰變》中的所有角色人物,即在這兩個鬼魂的糾纏與伴隨之下,呈現出各自的無奈、掙扎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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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銳藝評 Review
來自劇場純愛戰士的深情獨白
本劇為2022臺北藝穗節「年度藝穗獎」得獎作品於南村劇場的加演版,全劇以「從製作到演出全程僅憑一人完成」的行動,探問劇場藝術工作中關於「團體╱個人」、「互賴╱孤獨」的議題:能夠集結眾人之力,一起完成的演出,是通往「好演出」的必要途徑嗎?如果劇場藝術工作不仰賴團體完成,那麼在演出終結的時刻,個人還能維持原有的那份感動嗎? 近年曾於社群媒體流行一時的「孤獨等級量表」,引發人們對「孤獨」主題的喧嘩表態,恐慌焦慮或快意自在各有陳述,也衍生諸多討論如究竟何樣事務、至何等程度,可以獨自一人完成的耐受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回到本劇《一個人也要很快樂 AKA Lonely God》,藉由唯一一人(李祐緯)來計畫並執行劇場藝術中「你所能想到的一切職位」的工作相對於現今因蓬勃發展與人格重視,在宣傳時列名更加完整的工作人員名單,促使觀眾普遍認知劇場藝術屬於「團體的藝術」無疑是一種劍指劇場藝術版本的孤獨等級量表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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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追蹤 Follow-ups
疫後時代的藝情解讀
自2020年COVID-19疫情開始蔓延起,全球表演藝術產業皆受到嚴重衝擊,光是美國紐約百老匯在過去3年間因疫情造成的售票損失,估計值便超過30億美元(註1)。台灣亦不例外。以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以下簡稱系統)之數據為例,2020年與2021年之年度總售票金額約分別為新台幣9.0億元與6.4億元,遠低於2019年之13.6億元。除金額之損失外,疫情亦影響到消費者之消費習慣,如觀眾之購票時間大幅向首演日靠近等(註2)。以上諸點,都使得2020與2021年之數據,與2019年之前數據之間缺乏可比較性。 終於,到了2022年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年度數據分析發布的時候,我們看見系統的年度總售票金額回升到11.4億元,似乎隱含著某種疫情之後的表演藝術產業回溫。但是否真能如此解讀?又可以做到何種程度的解讀?本文將以系統今年發表之2022年度數據報告,試圖對以上問題作若干程度的探討。 總體數據的比較 首先是2019年與2022年的總體數據是否能直接比較的問題;畢竟,2019年是全年沒有疫情,但2022年在第二季受到疫情的強烈打擊,其影響甚至延燒到第三季。換言之,若以藝文消費的活躍度來評估,即使情況優於2020年與2021年,但2022年仍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銷售年份;拿它直接和2019年這一個完整的銷售年份來比,2022年天生就吃虧了。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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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大師 In Memoriam
劉鳳學——我的舞蹈人生導師
恩師劉鳳學博士為了留下更多的學習和研究成果,這幾年一直在與時間賽跑,忙著規劃、彙整與撰寫《劉鳳學舞蹈全集》,已正式出版兩卷。她每天都心存感恩,感謝上蒼讓她又多活一天。2023年5月17日,她終於跑到自己時間的終點了。謹以此文揭露我與老師的緣分情誼,並表達對她的無限思念。 從小說起 我年幼跟隨老師在新生南路的現代舞蹈研究中心習舞,奠定了我對舞蹈的喜愛與探索之心,兒時習舞的美好經驗是我童年的珍貴回憶。老師的舞蹈啟蒙教育兼顧身體基本能力、表達能力與創造能力。基本能力主要透過搭配節奏明快音樂的練習課來進行,強調身體各部位運動的原理原則,以及時間、空間和力量等舞蹈要素的探索。表達能力與老師為我們這群小朋友以世界名曲編創的作品有關,記憶中好多作品都冠上「小」字,如:《小金魚》、《小蝴蝶》、《小蜜蜂》、《小毛驢》、《小頑童》、《小公主》、《小小玩具兵》等等,至今我的身體仍留有些許印記。尤其《小毛驢》的配樂是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小男生的美聲,毛驢的動作設計相當生動活潑又逗趣。創造能力則來自老師會經由主題和語言的引導來開發我們的想像與身體語彙,有時是個人獨力完成,有時與他人合作完成。 老師的啟蒙教育沒有一般舞蹈社要求的下腰、劈腿、拉筋等動作的強力訓練,更多的是要求「身正」、紮實的基礎與肢體的開發,以及隨著音樂而舞的節奏感、表現力與律動美,是「舞者編舞者」合一的養成教育,也為我埋下以「創造性舞蹈」作為畢生研究課題的種子。而我小小年紀就能展跳大師級編舞家針對兒童身心發展所編創的作品,何其有幸! 成長茁壯 老師1976年創立「新古典舞團」,早期非舞蹈科班出身的團員,在老師的培訓與知人善用的調教下,展現出對舞蹈的熱情、專業態度與演出水準。而我也在進入舞團後,開始了「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舞蹈磨練,那年,我13歲,當時年紀最輕,今日在舞團內論資排輩可是第一代的嫡傳弟子。從那時起,舞蹈之於我,由好玩變成好嚴肅。小時候快樂無比的跳舞,可以跳自己的舞蹈,可以與老師在上課前一起玩七巧板、跳棋、紙牌、彈珠,甚至住在老師家,把床當地板,翻來覆去,膽敢將腿跨在老師身上的情景不復見,反而是在被要求擦地板,絕對不可遲到,以及經歷了一遍遍不同舞碼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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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戲曲演員、導演
兆欣 包容自己的有限,探求可能的無限
兆欣說名留青史的藝術家,似乎都有一張抽菸的照片,於是他問:「能幫我拍一張嗎?」說想看看自己拿著菸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於是,見他自盒裡敲出一根菸,又一面難為情地笑著:「演員好像都被期待不能抽菸的,特別是戲曲演員,因為傷喉嚨。但我也是有原則的,穿戲服的時後絕對不拿菸。」他很早就認識菸為何物,因年幼父母逝世得早,母親過去時常吸菸,因此他都是以菸代香,祭拜他們。 學唱旦角已大半生的兆欣,其實亦將部分的「旦」穿進身體裡,向外望出去的眼神偶爾銳利偶爾媚,菸霧的淡光正掐在他兩指之間。 不按牌理出牌,走一條非常軌之路 許多事情從結果回頭推敲,一切都會變得很清晰。 若照時間順序來看,兆欣的學生時期過得中規中矩,與尋常的學生別無二致,恰好在高中那年的校園講座上認識了京劇,從此一頭栽入。雖然如此,與就讀傳統劇校的演員比起來,他的起步仍晚了;大學讀的又是傳播,像是把自己裁成兩半,一半是時髦的大學生,一半又往戲曲的浩瀚中潛入。 不過,若將這段歷程倒置回來,軌跡便顯得斑斑可考不按牌理出牌,才是兆欣的本事。 「小時候我愛畫畫,畫到忘記吃飯,半夜爬起來繼續畫。但我也沒上過素描課,對於整體形象抓不住,像是小時候畫個溜滑梯,就只能是平面的滑梯,好像看東西無法用透視法的方式捕捉。」兆欣說。此事單一看來彷彿是個缺陷,但若與其他散落在生命中的落點連起來看,就成了一種風格,像是他說:「我後來在台北新劇團做的第一齣戲,台上10幾個演員,我讓他們做山膀、雲手等,都是些傳統戲練基本功的動作,很多人當時可能覺得這是在幹嘛?可是即便是簡單的動作,改變速率、力氣,重新排列組合以後,還是能找到新的意義啊。」 年幼時靜不下來,戲曲好像帶給他一條沉潛靜默的可能性;而自高中才被打開戲曲雙眼的他,又替那應該靜默的路途,開闢了喧嘩的實驗性,他形容那段時期的自己「很年輕啊,做什麼都有種自以為是的心情、衝鋒陷陣,以為我帶動京劇演員的主動性。」 如今這行走了20餘年,或許兆欣已明白自己能力有限,卻不可否認他的確主動帶著自己,帶著這個不願服輸的身體,走了很長一段路。 出走與回返,都是他自己的選擇。「2018年時,我一度對身處的環境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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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演員、編劇、導演
徐麗雯 使我著迷的美,總是帶著幾分畸怪
如果說女人如水,那也應該是流動的,徐麗雯就是流動的狀態。 長年遊走於演員、編劇、導演的多重身分,徐麗雯何以有哪麼多的選擇?她說,那只是她「沒有放棄其他的選擇」而已。身為一位創作者,本可以沉靜,可以喧嘩,可以站在鏡頭前面,也可以安居鏡頭之後,徐麗雯寫字,說話,思考,如水一樣移動然而,他者能否同樣以流動的眼睛,去認識這位創作者?認識她與生俱來的多面向?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真實,不只有一種長相 社群媒體上的徐麗雯有很多張臉。這句話不單指她演繹過的那些角色,也指的是,在出席不同場合時,她的樣貌經常被賦予不同的妝容,畢竟那些妝都來自不同的彩妝師之手。 「我是真的沒有化妝能力的,現在留下來的化妝用品已經是大學時期用到現在了?」說著,連她自己都笑了起來,「我好像應該得學一下,但又對那些事情沒有興趣。」 對化妝沒興趣,大概是因為她把多數心力花在與人的溝通上了。 比起是否好看,徐麗雯更在乎如何與他者相遇,產生對話,激發共感。而她既能編導,又能演戲,可與大眾對話的選擇性就多了起來透過作品交流是一種方式,而出席公開場合也是。偏偏,後者偶爾會帶給她一層薄薄的困擾。 徐麗雯謹慎地說:「有時候很想出席更多活動的場合,期待與大家進行真實的互動與交流,但如果主辦方或是我沒有預算的話,就無法帶妝出席,這多少會讓我有些猶豫。」話說得那麼謹慎,是因為她明白「真實」的定義能夠有多少個形狀。 經常轉換身分的徐麗雯,似乎也長出多面向的觸角,能夠同理大家對於「真實」的理解有多不同有些人期待的是導演的她,有些人想像過編劇的她,有些人看見了演員的她。人是擁有那麼多的可能性,然而一旦你只符合某部分的真實,似乎就背棄了另一樣。 因此,即便今日以編導身分出席公眾場合,她作為演員的那個面向,也恐怕會被另一雙「目睹過真實」的雙眼觸及,不可不謹慎。因為如此,現身大眾面前,她必須撐起起更多責任,時時刻刻把每一種身分都穿戴在身上。至於外貌的美醜,應只是我們肉眼能看見的其中一種。 成為演員以後,「漂亮」彷彿便不再一件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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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戲不忘電影
10年,一個斷裂的劇場世代
若以10年作為一個世代,我覺得近10年的台灣劇場呈現出某種斷裂,大概僅次於解嚴時期的小劇場運動,原因可能是電信4G普及、網路視訊串流、藝穗節等,因篇幅所限無法深入探究。我想描述這樣的現象,就讓我們先回到10年前看看當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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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一個「東西」 各自表述
台北中央C室內樂團(後簡稱中央C)成立於2014年,作為一個結合東西樂器的新型編制團隊,它在過去10年間持續委託創作並演出新創作品,做了多元且豐富的嘗試,試圖透過新聲響的開發,讓「作品代表國家到國際上」(註1),今年3月初舉辦的「創.典」音樂會為期兩天,第一天演出7首國人新「創」作品,第2天重現了歷年演出過的5首經「典」作品,為創團10周年交出了一份頗具分量的成績單,就最終結果委創作品的展演觀之,國外作曲家們以各自視角切入,但對東西混編樂團的聲響可能性仍有其想像局限,台灣作曲家們則在聲響陌生化的大方向上找到個人的取捨。 典 且先討論第2日「典」音樂會,其中演出了來自奧地利Claus Ager、美國Oren Boney、韓國任鍾㝢及兩位台灣作曲家潘皇龍、董昭民的作品,有趣地呈現了不同程度的東西融合想像。 如Claus Ager作品《七條在H.的道路op.106》與任鍾㝢的《Beyond the frozen memories..》都使用了極具歌唱性的旋律為作品基底,前者安排了許多器樂間(大提琴與中國笛或小提琴)的線性敘事拋接,節奏上一度使用三拍子的圓舞曲節奏來統整,後者選用了韓國民歌曲調為素材,並設計了快速的琶音片段穿插在兩兩歌謠樂段間,營造出非常有新意的曲式,然而兩個作品在東西器樂的聲響融合與整體的織體經營上,其實著墨不多。 Oren Boney作品《Sprout》可說是寫給古箏的小協奏曲,想來作曲家對古箏演奏家右手撥弦左手調整音高的奏法極有興趣,以一整個樂段探討了該技法的操作可能性,有趣的是這作品並沒有讓右手使用綿密的搖指,而是刻意營造顆粒分明猶如機關槍連續發射子彈般的強撥奏,作品後段並以悶音及敲擊琴體的方式展演了一段「純打擊」聲響,為古箏摹畫出與以往非常不同的語彙。 兩位台灣作曲家的作品顯然深具主場優勢,尤其潘皇龍作品《東南西北VIII》在音樂素材與東西器樂聲響的統合都有超越既定印象的處理,作品的大敘事以碎片化的方式分配於各樂器之間,樂念的形成、持續、消逝在演出者彼此接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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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林孟寰 牽纏經年的戲緣,也許一生只夠愛一次
2018年,林孟寰受邀擔任臺中國家歌劇院的駐館藝術家,那是一次難得的體驗,一來源自他身為台中人的地緣背景,二來是他與同為台中人的大作家陳千武之玄妙連結,「我母親很早就認識千武老師,這名文壇領袖寫下的作品長年吸引著我。」 如今細數來時路,他編劇生命的軌跡變得很透徹:自台大戲劇系打磨,匯聚編導的養分;寫過兒童劇,加深他與觀眾的連結;參與電視劇,磨練他與團隊溝通的延展性;期間,寫作劇場作品無數。涓滴匯聚,最終方能回到年少時期的初衷,於受邀駐館當下,將擱置在心中多年的心願搬出,以陳千武的小說為基底,寄託音樂劇的形式,溫柔包覆沉重的歷史,搬演上台,交出最新代表作《熱帶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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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吳瑾蓉 不奢求當個快樂的編劇,只求平靜地寫
過去有好幾年的時間,吳瑾蓉的生日願望都是能夠成為大牌編劇。只要夠大牌,劇本就不會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吧?就能夠留住自己寫出來的角色了嗎?她寫了好多年,願望還沒成真,自己卻要被榨乾。此時,昔日的創作戰友楊景翔向她提議:「愈是這種時候愈要回到創作本身。」 「我很相信他的建議。也很想從影視回來寫劇場的本,回到整個團隊能給予編劇最大程度的尊重,回到能夠一起討論的狀態。可是,這真的有可能嗎?我當時只覺得這個想法好奢侈」吳瑾蓉說,那份讓自己的心歸於平靜的嚮往,便是《單身租隊友》,乃至於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那件事》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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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詹傑 只需撈起苦痛的漣漪,不必是大藝術家
2014年以電視劇《刺蝟男孩》拿下金鐘獎最佳編劇時,身為共同編劇之一的詹傑說當下其實沒感覺太激動,「因為距離寫完、已是約3年前的事情了。」不過,他當然同意這個劇本深深影響其日後的創作思維。 例如速度,他說:「有些人會問我創作靈感哪裡來?我想說哪有這種東西啊,寫不完的時候坐在便利商店都能打字啊。寫劇本當下的快樂是零,也無所謂靈感。」另外,又如觀點的變化也是,「因為寫那齣戲,在田調過程中認識後多人,看見這塊土地上有這麼多故事,才回頭仔細想想,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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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逃逸文本的身體革命
編舞家克莉絲朵.派特(Crystal Pite)與編劇強納森.楊(Jonathon Young)合作的《欽差大臣》(Revisor),展現出身體可以逃逸強大文本邏各斯(Logos)話語操控的路線,往內更深層探索如潛伏在意識形態腦中海馬迴的電流,消融掉身體載具(vehicle)的外形與限制,致使舞台上充滿到處快速竄逃的內在能量,直接撞擊觀者的視線與內心,帶領著去到一處廣袤不知所在的地方,重新喚醒冰封已久的感受與記憶。 基德皮沃現代舞團(Kidd Pivot)改編俄國作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欽差大臣》(1836),一開頭仍舊依照原有的敘事鋪陳,以身體動作搭配預先錄製的口白、對話,講述在俄國某個小城市,正由貪污的市長和一群羣官僚所宰制,當風聞首都已派出微服私巡的欽差大臣時,突然聽說有一位年輕人投宿旅館,於是,就誤認他為欽差大臣,事實上,年輕人是位因賭博浪蕩而辭官返鄉的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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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在香港疫情下對「零」的思考
梁基爵《仍…息在零地》 人與機械手臂的數位撞擊
曾與導演蔡明亮合作媒體與裝置音樂作品《一零》的梁基爵,是近年遊走於流行與多媒體舞台藝術創作的香港中生代藝術家,也曾為香港流行歌手陳奕迅、黃耀明、王菲、郭富城、梅豔芳與鄭秀文等作曲與編曲,為香港著名音樂製作公司「人山人海」主要成員。近年也以創新媒體藝術作品,受邀奧地利林茲國際電子藝術節、法國EXIT數位電子藝術節等世界重要電子藝術節演出。 梁基爵的創作核心從聲音藝術出發,集結電子音樂、多媒體與傳統作曲, 加上土生土長的香港基因,因此創作出獨樹一幟、表達當下香港情境的當代藝術作品。他說:「音樂就是時間的藝術,音樂一定要有時間的存在,才會有聲音,這是音樂最特別之處,也是創作的重要素材,我常常從時間尋找創作的靈感。」 疫情之下對「零」的重新思考 一直對科技有高度興趣的梁基爵,繼《鳥語》等作品後、在香港演藝學院發表的《息在零地》,是他對經過核爆之處、斷壁殘垣景象的表達,這就是其所謂的「零地」。2021年疫情爆發後,多年忙碌的他,因為封城、百業幾乎停擺下,忙碌的腳步得已暫歇,於是他添購了工業用的機械手臂,思考如何將其結合創作。梁基開始研究如何運用機器手臂來表達疫情期間的人生百態,因而延伸出《仍息在零地》這齣作品,亦是疫情期間他對「零」的思考。 「讀書、生活我的所有生活日常主要都在香港,作品靈感理所當然也是來自我的生活,雖然有些是來自新的知識與研究,但很多時候都是關於這個地方。」梁基爵說。他在疫情期間,看到香港災情嚴重,因為封城造成人與人之間因恐慌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城市也幾乎停擺,似乎是回到「零」的狀態,但他認為從零開始,是個人如何看待「零」這件事,它可以是什麼都沒有,也可以是一點點的曙光,於是他從不同的角度創作了這齣《仍息在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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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人物 旅美打擊樂家
魯千千 揮舞琴棒、勇敢追夢
在紐約初見魯千千,俐落的髮型與時髦的打扮顯現出獨有的個性,言談間的大方和自信,與街頭的快節奏毫無落差。就在4月底的這天,她興奮地分享著剛獲知的喜訊在「葛萊美」這個擁有美國音樂界權威的獎項中,公布了「2023年十大爵士新秀」(10 Emerging Jazz Artists),而魯千千是唯一上榜的台灣音樂家。回想來時路,她苦笑著說:「如果當初我知道來這裡要經歷這麼多事情,會有多害怕啊!」 確實,印象中的她,留著長長直直的頭髮,在朱宗慶打擊樂團的二團中相當亮眼,卻也柔順低調。從小念音樂班的她,也一路從北藝大念到碩士畢業。在團體中,她演奏寫好的音樂,練著規定的棒法、打出一致的聲響,學習如何團隊合作。但她內心那不想安分的靈魂卻隱隱騷動著。她還記得,第一次走進創辦人朱宗慶的辦公室「討論」退團意願時,結果被慰留;第二次,她又帶著「討論」的想法,再度被說服;直到第三次,心意已決的魯千千直接說出她的「決定」,未料竟獲得朱宗慶的擁抱與祝福,放手讓她去闖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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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短路
人工智慧的崛起,藝術歷史長河終結的起點?
工業革命曾淘汰大量反覆動作的勞工,人工智慧則將取代一些知識性甚至創造性的工作者。需要執行極細膩動作且包含機遇詮釋成分的現場音樂演奏者,在這波AI風潮裡得以倖存,除非第六波的大幕揭開時,跑出來是個生化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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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帶來三首經典小提琴奏鳴曲
樫本大進與巴克斯 揮灑樂音撫慰人心
「正因為人們處在艱困之時,更是音樂家要登台的時候。」柏林愛樂首席樫本大進曾在2002年日本《朝日新聞》的採訪中如是說,當時正逢以巴兩國的武力衝突之際。20多年後的現在,面臨COVID-19疫情、烏俄戰爭等天災人禍,各位如何看待舞台上的音樂家呢? 世情艱困的當下,更需要音樂家的存在 創立於歐洲、世界首屈一指的柏林愛樂樂團,其首席竟非歐洲人,而是日本人他就是樫本大進,以7歲稚齡成為茱莉亞音樂學院預備學校最年輕的入學生,小提琴教母迪蕾(Dorothy Delay)、柏林愛樂前首席庫斯摩爾(Rainer Kussmaul)的愛徒,也是多項國際音樂大賽的首獎得主。身為樂團首席的樫本,亦以獨奏家、室內樂演奏家身分活躍於古典樂壇,「如果只能從事一項的話,太寂寞了!」他每個身分都喜歡,無法捨棄任何一個。 兩年多來無法在觀眾面前演出,讓樫本忍不住想「我們還需要彼此嗎?」畢竟一場音樂會的成立在於有演出空間的氛圍,以及演奏者與觀眾的存在,「也才能讓人獲得inspiration,不是嗎?」而在2020年,柏林愛樂領先全球舉辦線上音樂會,會後樫本收到許多親朋好友的回饋:「好感動」、「真是感謝」、「得到了勇氣」、「我又有力量繼續努力了」等,讓他發現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義,「音樂家是被需要的!」也因此同觀眾們一起被音樂拯救了。 名曲、名琴與好友,交織出優質演出 在這略帶暑氣的5月,樫本與義大利籍的史坦威鋼琴專屬演奏家巴克斯(Alessio Bax),為台灣觀眾帶來3位作曲家風格迥異、年代跨度超過百年的小提琴奏鳴曲:古典樂派的莫札特、浪漫樂派的布拉姆斯與新古典主義的浦羅柯菲夫。 樫本說明這次選曲的想法:「莫札特的音樂很純粹,直擊人心的美,我們兩人都很喜歡。」所以想呈現給台灣。莫札特的小提琴奏鳴曲數量較少,且鋼琴與小提琴的地位平起平坐,正適合樫本與巴克斯一起大顯身手。而過去樫本隨柏林愛樂來台時,曾演奏過布拉姆斯的作品,深受台灣觀眾喜愛,所以這回也特別選了布拉姆斯的第三號小提琴奏鳴曲;此曲1888年首演時,是由匈牙利名家胡拜(Hubay Jenő)演奏小提琴,布拉姆斯本人親自彈奏鋼琴,就像這次音樂會也是強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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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燈下 In the Spotlight 編劇暨導演
李憶銖 創作,是讓自己不孤單最好的方式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然後又在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以「劇本創作」取得碩士學位的李憶銖,創作面相豐富,既編且導,舞台劇、小說、影視作品都看得到她的身影。從劇場跨到影視創作,除了當時受邀,更讓她願意嘗試的動機是「想寫媽媽看得懂的戲」。家人一直都是她心中最柔軟的地方,也因重視,往往為此受傷、或產生更巨大的無力感;但是,與家人間矛盾複雜的情感交錯,成為她創作的重要動力之一,而家人同時是促使李憶銖在創作中尋求庇護的原因。 對巨蟹座的李憶銖而言,安全感的失落與追尋,成為創作版圖的第一個板塊。 在書寫裡平靜 在故事裡和解 李憶銖小時候的志願是成為一個開心果。 她從小就習慣於把大家的情緒承擔在自己身上,希望大家開心。和很多孩子一樣,國小時會組織大家一起演戲,編劇情、安排角色,甚至扮演社會新聞案件的人物這是她們試圖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一樣的是,李憶銖在年紀很小時就對環境有極高的敏感度,她回憶起自己10歲時就對千禧年的混亂有個微妙的共感,在各種「感覺」的紛擾下,創作是她的自發療法,因為她發現書寫可以獲得平靜。 「創作的『創』,有時候是創傷的創。」對動物及昆蟲都很有興趣的李憶銖,曾把獸醫當成就業理想,但後來轉為創作,則跟家庭狀況有緊密關係。父母在她國中時開始吵著離婚,家裡氛圍一直劇烈起伏,動盪的經歷成為難以代謝的傷。一直要到《海》(2015)創作出來後,才真的有一些東西,在書寫中被看見、被曬到陽光下,進一步有機會和解。 完成《海》的演出後,有不少觀眾給予回應,說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這對李憶銖來說很重要。「我最怕的就是孤獨。對我來說,創作就像是在問『你也有類似的感受過嗎?』」讓她覺得這個故事不只是她個人的,更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故事。 創作,是讓她不孤單最好的方式。「我覺得如果我沒有開始創作,我應該會活不久。」講這句話時的李憶銖,充滿篤定。 用「笑話」來讓事情變得輕盈 隨著年歲漸長,李憶銖的創作態度也有了不同的變化。她發現一樣的事情,在不同人眼中,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如果說《海》是爸爸壓抑苦悶的視角,《摩利支天女》(2020)就是囤物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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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當義大利即興喜劇遇上客家外台戲
東西合璧 《漂浪英雄走關西》端出澎派喜劇
開天闢地第一回,義大利即興喜劇面具與東方傳統戲曲臉譜即將同台競演?!沙丁龐客劇團繼2020年成功推出小丑結合京戲的喜劇劇目「《白蛇?!》:小丑們的終局之戰」後,今年應臺灣戲曲藝術節委託,以「超時空英雄」為主題開展全新創作《漂浪英雄走關西》。 劇團以客家外台戲為基礎,透過戲中戲結構與義大利即興喜劇巧妙融合,在客家戲演員馮文星與現代劇場演員徐堰鈴、小丑演員張峻瀚,以及本劇雙導演之一的谷樂熙(Luc Ducros)多樣戲劇背景的火花相互切磋下,開啟東西方文化喜劇共舞新路,直探人性發笑與同理共性,同時給予「英雄」形象另外一種現代化的新定義。 戲曲裡帥氣英挺的小生,一旦遇上了義大利即興喜劇裡的小丑僕人,兩人在台上搬演一場講述忠孝節義、宋朝開國君主趙匡胤與忠僕趙福的客家戲段子,會是什麼情況?《漂浪英雄走關西》講述一位摳門節儉卻執念傳承客家文化的團長,帶領想闖遍世界舞台的兒子暨當家小生,與在團裡受盡委屈的打雜團員,外加來台學藝的法國籍實習生,在彼此留在劇團的目標各異、凝聚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面對演出可能開天窗的突發事件,各種荒謬瘋狂的應變辦法傾巢而出,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爆笑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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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薪傳》歷史交迭的時代意義
《薪傳》序幕,當一群持香膜拜追念祖先的年輕人,褪去現代的衣裳,露出內裡先民的服裝,入魂為先民。進入到〈唐山〉,男女圍成環形,一聲吶喊,全體下腰倒下,蜷曲自己的身體有如嬰兒在母親子宮的模樣。接續下來的身體動作,沒有任何的音樂,全憑整體的意念與默契,猶如從地上茁然拔起的力量,不斷延伸,再倒下。這裡完全可以看到新生代年輕舞者身形的優勢:動作整齊劃一、技術完成度高;但所欠缺是從土地上長出的力道,從丹田吶喊出來的聲音並非勞動而來,這實是難以要求年輕舞者的地方,每個人所成長經歷的時代不同,這群大多長於都市、未經耕作農事的身體,如何去傳達先民渡海開墾、篳路藍縷的身體刻痕?這亦是經過45年後再回過頭看《薪傳》,所要面對時代意義的更迭,如此經典作品是否可以找到與時俱進歷史的觀點與傳承,而非僅是復刻重演而已。 我是在1985年於台北社教館(現今城市舞台),第一次看到雲門舞集三度修正公演的《薪傳》。那一年舞者名單一攤開,幾位雲門創始團員與首演舞者都還在:何惠楨、杜碧桃、吳素君、林秀偉、鄭淑姬、葉台竹、劉紹爐等,往後開枝散葉獨自成立舞團(林秀偉成立「太鼓踏舞團」、劉紹爐成立「光環舞集」)或在學院內教書。當年《薪傳》排練指導林秀偉在節目冊上,寫著:「現在,大家較生活舒適,較難進入舞蹈的狀況。有的舞者喊不出和大地和大海搏鬥的聲音,我便逼他從6樓向下喊。」、「每個人都要扯去外在的包裝,以內在的深沉的情感來參與,才能把薪傳的精神跳出來。」 距離《薪傳》1978年台美斷交,在嘉義縣立體育館傳奇式的首演,才7年的時間。隔了一個世代的舞者,《薪傳》所面臨已是身體傳承上的斷裂與相異。林秀偉所謂「扯去外在的包裝」,似乎是將原先身體技術的容器打破,打掉重練、糅和而成為《薪傳》中,所建構出來的台灣先民的形象。但這個形象中,以當年的時空背景,並不多元而繁複。如同當年黨外運動、甚至民進黨造勢場合必唱的《美麗島》,由梁景峰改編陳秀喜所寫的原詩、李雙澤譜的曲,歌詞內仍是以漢人的觀點,歌頌著驕傲、勇敢的先民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才有無窮的生命,這片土地有了「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卻不見這樣的開墾,造成原住民的顛沛流離、山林的破壞濫伐。如此烏托邦式單一敘述的台灣歷史,卻也同時抹平了這片土地的多元族群與相互歧異的主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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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號人物 People 偶劇導演
石佩玉 從劇場到人生、從創作到生活的收納法則(上)
明明說好是飛人集社團長石佩玉專訪,初春午後走進既是排練場又兼行政辦公的公寓空間,我簡直參加了一堂令人怦然心動的收納大師班。 曾在「超親密小戲節」一窺究竟的劇團據點,所在地是寧靜宜人的住宅區,這回終於回歸日常面貌:一側窗、一側鏡,還有布簾遮光,碩大無隔間的「客廳」是原始格局,特異卻恰好符合劇團需求。兩張顯眼桌子,一張開會、一張製作戲偶物件,一旁木櫃的玻璃花紋,正與另側房間的氣窗彼此搭配。「這裡大部分的家具都是人家給的,不然就是撿來的,自己買的很少,像這張開會桌,其實是兵乓球桌鋪上桌巾,改裝桌腳,有需要的話還可以拉長。」石佩玉說。 有了初步空間概念後,收納正課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