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的崩解，是出自於個人慾望無止盡的探求，但在這之中總有人固守禮法，如宣姜怨太子伋「拘束講人倫，莫敢越禮逾法」，是「臉上寫著『仁孝』二字的可憐蟲」，一如文姜嘲諷魯桓公是不知情趣的「魯男子」。但愈是固守標舉，則愈彰顯禮法的失落，也嘲諷了禮法人倫的拘束性與在面對人欲時的脆弱。
《窮人的呼聲》透過工作坊的培力與呈現，有意圖讓平常被壓抑的移工，在公共空間主動抵抗權威與歧視，沖淡勞動階級與族群意識。可惜在於，創作者在劇中所呈現的勞動現場極為片面，即便其有意點出每個職業在不同環境中，備嘗各種艱辛，並欲透過移工遷徙的路徑連貫場景，但創作者卻用粗糙、單一手法直接拼湊，反而難以看見多種被壓迫者的面孔，重疊橋段、戛然而止的轉折導致批判的聲響被碎裂化而漸弱。
《Sleep79》可謂以某種表象之外的內在力量，尤其透過睡眠作為無為、無用與無事的形態，極富巧思地部署了「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簡言之，鄭淑麗與富勒將藝術行動設定為休眠模式，讓展場在進行結合日常、歷史及反體制的「再基地化」之際，更是多向度地賦予以睡眠作為占地形態的觀眾，展開政治解放的潛在能量。
戈爾德斯在一九八五年法國對資本主義心理疆域展開的探勘，在二○一八年的台灣未見偏差與過時。不斷汰換器物以求續存的經濟結構，離奇將自己拋進了心理時空相對停滯，且使全球地理邁向均質化的空間。另一方面，沉浸式劇場不等於非傳統觀演關係。當心理上雙方並未形成互動，作品內部又缺乏可依循的脈絡性解釋時，在這場對資本主義而言位於非中心空間所展開的幽微抗衡裡，觀眾更進一步被推往作品的外緣。
我們必須在時間的進程中，透過耳機解消我們與語言（而非表演者）之間的距離。換句話說：語言不只屬於表演者，也屬於觀眾。觀眾與表演者一道，同樣在語言之海中體驗友誼或個體的生成及撤回，所以並非表演者的角色決定了語法結構與語言的因果性（歸因）位置，而是相反地，作為觀眾的我們以視覺化的空間與距離，填充、包圍、讓出或重新覆蓋了這兩個表演者的位置。
在這看似線形時間開展的過程中，同時可見一種規律的循環狀態，而這樣的循環時間，即是自然時間的樣貌，反映在日夜、四季，也反映在歷史的循環。因此，《戰爭之王》中的歷史，呈現出了一種看似前進、實則反覆的時間雙重性。如此時間無止盡的反覆狀態，形成常態，涵括古今。面對這一大片難以捉摸的空無，王的形成及人的存在，顯得格外渺小而微不足道。
此地獄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劇情推進間不斷堆疊，使得劇中情人之間大量詩化的柔情話語更加濃郁，於是堅定不移的愛形成反抗的力量，隱隱約約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漸顯露且貫穿全劇，成為逆轉與解救的主因，當迪亞哥直面「死亡」說出我不恐懼，並犧牲維多利亞以換取整個城市的自由時，「死亡」隨即退卻，能力削弱，眾人得以走向希望
一場錯夢，確實讓《西樓記》活了過來無論該解讀為戲弄觀眾，或挽救全劇。王嘉明藉情節調轉的變奏，讓傳統與現代美學更顯反差；同時，也回應過往執導崑劇的「夢的脈絡」。我著實驚喜於這樣的結局安排。不過，《西樓記》的新意，卻更是王嘉明的「限制」無法新寫曲文的重組，終究離不開原著的制約與詮釋的囿限。另外，整體節奏與調度不夠順暢，折子的接合也卡死於情節交代而非表演發揮，都考驗對崑劇的理解與進一步創發。
蕭斯塔可維奇在史達林時期被監視與軟禁，無法按照自由意志創作，因此在此曲中暗藏DSCH，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創作，由經歷過蘇聯時期的小提琴家娓娓道來，霎時令人陷入悲傷、苦悶的情境。這場音樂會是凡格羅夫在台演出中最精采的一次，然而一首成功的協奏曲演出，不僅要優秀的獨奏家，亦要盡全力配合的樂團，指揮也展現深厚的功力，因此這是一場可遇不可求的音樂會。
這是一齣關於生成的舞蹈，但卻不由雀躍的手足所慶祝，而是被舞者匍匐、擱淺於舞台上那不良於行的拍擊聲響歌頌著。或者，如時而閃現於舞台上的綠色光束，既是與肢體角度相互折射的藤蔓，同時也是刺穿身體、使之無法動彈的標本針。何曉玫作品的問題正於此展現──舞蹈如何作為拒絕與擺脫意志加諸於身體的表達？
第二屆的利澤偶聚祭雖然年輕小巧，在策展思考上卻十分完整，展現了無獨有偶工作室在台灣近廿年的偶戲耕耘，亦可見其五年下來在利澤的社區融入。然以「親近民眾」作為目標時，選擇上難免稍嫌保守，尤其國外邀演作品，多仍聚焦在個人情感與想像的翻轉上，雖然技藝精湛，可創作主題上稍嫌單薄。期待一屆屆的積累後，偶聚祭真能成為一個當代偶戲的交流據點。
然而，也是在這般以妖怪作為多重隱喻的企圖下，讓論述失焦而落入左支右絀之境地。劇中缺乏一明確世界觀，得以合理收納諸多變異的妖怪形象與象徵。於是，我們時而見到妖怪是被他者化的敵方陣營，是外來者，是在我們之間的少數；有時卻又化為人類心中的恐懼，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行為，或是人類社會結構之反照。
如果鍾喬的劇場作品往往具有想像革命的意涵，《范天寒》則是在後革命氛圍，一方面調度差事慣常戲劇元素（歷史事件與人物、反抗意涵、大合唱等），一方面衡量創作者自身、演員群與主事團體、戲劇主題之間距離，進行更向演員開放的排練方法，以含納先於排除的創作意識回應差事及舞台上涉及的這些歷史、這些表演的人，從而再結構。
《葉瑪》以肢體取代語言，以能量取代情緒，以展現取代敘事，直觀地呈現出劇中的張力，也表露出劇中多種如生命與死亡、秩序與失序、神聖與褻瀆、規訓與自由等二元對立概念，一方面提煉出了此劇純粹的古典精神，但另一方面，可惜的是，整體下來不免因過度象徵而少了細微的人性糾葛，著實作淺了原著該有的層次和厚度。
雖然這支作品中的舞蹈動作有著後現代舞的極簡風格，但卻與後現代舞蹈追求理性的抽象非敘述性不同，反而是透過精煉的動作語彙，搭配豐富的劇場元素，創造強烈的情緒張力，表現出古典現代舞對感性美的重視，而這樣對完美的追求，也隱約讓人感覺到一絲不安，這個不安或許來自創作者神聖化、抑或「昇華」了戰爭成為劇場藝術元素的美學態度。
這故事是為了和誰產生連結呢？是背著過去來到異鄉的移居者？是尋根者？還是一無所知的聽故事的人們？於是，我終究想到了那鍋散戲後人人有份的牛趴敷湯，想到了說不出泰緬滇的山啊河啊，卻能輕易喚起印象中泰緬滇料理酸辣滋味的大多數台灣人。在族譜的世界，以一翻兩瞪眼的血脈傳承；在食譜的世界，被我們消化的一切，讓我們也跟著成了記憶的繼承人。
物質雖便於人憑寄情感，但也同時是最脆弱的存在象徵。繡襦化身的李亞仙，是李亞仙對於鄭元和的情感延伸，也是鄭元和對於李亞仙的理想想像，因此繡襦的變化，毋寧是李亞仙與鄭元和在五十年之間彼此思念的共同產物。而此物件的脆弱在於，「繡襦本是無情物，喜樂幸與亞仙同」，但當今生結束、人與物同時消亡之後，「來生再無有什麼鄭元和與李亞仙了」，因此物質憑寄的情感是既真且幻的存在，建構出人存在的無限悲哀。
在這個養老院的空間裡，在這個父親的小宇宙裡，在這什麼都有可能的場域裡，以混亂取代了規矩，以失序取代了秩序，不僅僅表現了父親面對外在壓制的抗衡力量，呈現出父親返璞歸真的心理狀態，也洗鍊出世界褪去理性邏輯後的原初狀態，歸返至一片包容萬物、承載多元的境地。
布拉瑞揚在動作元素上從毛利人身上的挪借，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恰恰要呈現的是他寧願跳脫原住民身體與「自然」劃成等號的桎梏，而以異己認同的策略把文化身分理解為塑造與重新塑造，也是語境的延異與再延異，不僅顛覆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國民國家論，更要再造自身走進記憶地圖的路徑，重新找到以身體為中心的座標，畫出一幅自己的平面世界，並立身於其上。
正因為傳統歌謠與族群文化的密不可分，布拉瑞揚讓斯乃泱的歌聲因肉身的被壓迫而支離破碎、甚至強迫中斷。一方面呼應著凱道上的族人對傳統領域被剝奪與侵犯的控訴；另一方面要以這破碎的「在場」（presence）召喚那歷史中許多如鬼魅般盤據不去的「缺席」（spectral absence）皇民化政策下消失的樂舞儀式、民族舞蹈比賽與觀光園區中不斷被複製掏空的「山地舞」、國家慶典中原住民身體與聲音符號被拿來裝飾五族共和的「中國」或本土意識的「台灣」
「自我」在慾望在公眾化的情況下，無限縮小至近乎消音，玩家在眾目睽睽下，更願意選擇更多人受益、更「均善」的選項，而非支持個人私慾滿足的玩家提議。即使在藝術自由的安全保護下，玩家們仍難以跳脫「眾好」的社會主流規訓，讓更多人受惠是否就等於較為公平？而公平真正的價值又是什麼？個人在民主社會追求更大利益的同時，是否真的如同演出般，願意放棄心中所欲，成全看似與己無涉的利益？
那些清一色著白色防護衣的演員，低調地提著盛裝番茄的籃子出現，逐一遞給每一個觀眾。然後，又由一個防護人員用手機錄影功能拍攝觀眾手中的蕃茄，另一防護人員即時將之同步投影在牆上、在浮洲上、在觀眾身上這些默默進行中的儀式，帶有一種末世救贖感，這也許是導演在音樂基礎上延伸的劇場想像，而我想這想像是成功的，在聲音的基礎上，劇場賦予了畫面與儀式，不減損原來已存在的，而延展出新的。
《再會吧北投》一如綠光劇團以往作品，以淺顯易懂的劇情、寫實復古的舞台、草根親民的語言，讓觀眾得以快速地進入故事情境，更巧妙地運用歌曲，讓表面上的演唱注入了不少敘事層面的試驗，讓歌不只是歌，讓此作不只是掛上「陳明章」這塊招牌而已，而是富饒底蘊地將其音樂的精神轉化、延伸，與戲的內容相互接續、呼應，甚可作為國內「點唱機音樂劇」的參考範例，以及「人間音樂劇」的起點。
與其評斷《京歌》形式實驗出什麼，或說意圖完成什麼，不如認為其以類似《莎姆雷特》（屏風表演班，1992）的效果與結構，進一步透過創作本身來重新思考形式實驗的過程。就如開場不久後，阿仁便提出對「跨界」的質疑，卻又用混搭的方式七零八落地完成《京歌之真假薛平貴》，反過來履行自身質疑，形成詭譎的反諷。
《光年紀事》用詩意與純度極高的美感，一開始就取消了隱喻的線，讓我們的回憶與意識可以是宇宙，是海洋裡的探險。避免哲學與宇宙觀的論述陷阱，可以安心去訴說關於一個人內心私密的話語。動用整個劇場的「光」，亦借喻了指涉到「黑」。我們看到的，是個提煉出來，甚至有點過度潔亮的光之劇場，記憶的劇場。只是終究借喻出來的，是無邊的黑暗與遺忘。也許是為了看見黑暗，才召喚了光；為了面對遺忘，才召喚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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