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歷史劇的編演，須根據史料的記載進行發揮，但若是全然根據史實，則會讓演出失去興味、更讓觀眾喪失對人物與劇情的投射與共感。因此在史實的基礎上，從記錄當中尋找出事件的空白、揣摩人物的性格，並且強化人生在世共同存有的情感問題，以此補述史料難以記錄的環節，甚或是從現代的角度加以評判，方可使久遠的歷史事件具備現代意義，讓歷史再度於現代映現，令觀者能夠從中看出歷時久遠的共同現象。

為兩位春秋「孽嬖」翻案

臺灣京崑劇團於二○一七年演出的《齊大非偶》即是由春秋時期齊國公主文姜破敗的婚戀關係著眼，演述在個人選擇之下所導致的悲劇。作為「失控的春秋」系列作，二○一八年則又繼續推出《情與欲：二子乘舟》，由文姜之姐宣姜作為主角，試圖剖析這段歷史當中，個人婚戀對於國家政局間的關係與影響力，並探討這對姊妹被歸類為「孽嬖」的負面評價，在命運與個人抉擇下的悲劇成因，以試圖從人性在情欲、禮法、私我、家國等層面的衝突中為之翻案、並寄予同情。

也由於是「失控的春秋」，因此兩齣劇作均以《左傳》為核心，輔以《史記》、《列女傳》作為人物形象與史事背景的補充，再加入《詩經》的吟詠以符合民間與文人的觀點，並挪借其他文學作品的情節與意象，如《齊大非偶》的「遺簪更衣」與《二子乘舟》的「婚喪同演」俱出於《紅樓夢》，使兩齣劇作在兼顧史實的呈現、史評的針砭、文學的意象交互融會下，讓人物形象與事件的開展更為立體。

在演出的形式上，雖是系列作，但《齊大非偶》是京劇、《二子乘舟》則為崑劇，一京一崑，除為平衡劇團的發展與演員的培養，也同時適應了情節本身的需要。宣姜的情感是基於命運變化與個人抉擇，讓她的性格在一連串的事件當中逐漸扭曲，經由崑劇悠緩的演出形態，堆疊出宣姜的愛恨與無奈。與之相對，自始即個性明快的文姜則不適用此種漸進的演出形式，為了讓人物的情感保持在一定的強度，京劇的演出則較為適宜。

在兩劇種演出中展現能量

兩齣劇作對女性悲劇命運的塑造寄予同情，並從事件的發展過程試圖翻案既定的負面形象，讓觀眾能夠了解個人命運的造成，同時存在著「非關人力」與「個人抉擇」兩種層面，即使後天的結果是命由己造，但若無前因，或許後續則有更多的可能性。此種現象在《二子乘舟》之中，更為明顯，因為衛宣公的強娶、新臺的營建、甚至是懷孕生子，皆非出自宣姜之願，但前事已就，太子伋的固守禮法讓她只能在選擇之下將自身推至所愛與所生俱亡的結局。此外，《二子乘舟》亦維持了對於禮法的嘲弄與禮樂崩解之因。禮樂的崩解，是出自於個人慾望無止盡的探求，但在這之中總有人固守禮法，如宣姜怨太子伋「拘束講人倫，莫敢越禮逾法」，是「臉上寫著『仁孝』二字的可憐蟲」，一如文姜嘲諷魯桓公是不知情趣的「魯男子」。但愈是固守標舉，則愈彰顯禮法的失落，也嘲諷了禮法人倫的拘束性與在面對人欲時的脆弱。

雖然從禮法與私情當中，可看出《二子乘舟》在家事與國事的交錯影響，但如此操作則難免導致事件龐大的現象。若從此劇作引詩來看，〈二子乘舟〉是講兄弟之情、〈新臺〉則是諷刺男女之情，兩詩指涉的背景重疊，建構史事的同時，也難免導致情節收整上的倉促，雖是小疵，亦無損此劇之要旨。臺灣京崑劇團的「失控的春秋」系列作，無異在兩種劇種的演出中展現能量，讓未來的發展精采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