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秀，一面打破了所有的實境，宣告這終究是一場夢境，一面揭示了——似乎也頌揚著——這一路上所經歷一切事件的展演本質。對我而言，這樣的展演本質在過程中因各種形式混雜、各景之間少有連續之下，早已無所遁形。展演愈是試圖仿真，愈是讓我有意識地好奇它能仿得有多真，愈是窺探且感受到其假扮，進而使得觀者在這看似殘酷的戲局裡，得以樂在其中。
《夜長夢多：異境重返之求生計畫》
2018/11/29～12/9 台北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仁愛樓
抗爭，似乎是每個台灣人皆耳熟能詳的詞彙；有抗爭，必有體制、壓迫、正義、剝削、不公、犧牲等狀態伴隨。這些關鍵字，如同揮之不去的魅影般，出現在各種場域中，也穿梭在歷史與現代。《夜長夢多：異境重返之求生計畫》，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演出，試圖帶領現代觀眾重回戒嚴時期的歷史現場，親身體驗種種的壓迫事件，以白色恐怖為起點，延伸至近期社會不公的相關新聞。這齣由黑眼睛跨劇團藝術總監鴻鴻所策展的作品，為新生代導演周翊誠、陳彥斌、一個人共同創作，結合了沉浸式劇場、VR科技、裝置藝術等不同美學形式，藉由強烈刺激觀眾的感官，召喚歷史，反思現代，進而叩問體制與自我、權力與宰制、集體與個人、加害與被害之間的關係。
親身面對事件裡的各種迫害過程
晚間九點廿分，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仁愛樓，黑壓壓的一片。在進場之前，館外樓牆上所刻寫的標語直映眼簾，「同仇敵愾」、「刻苦耐勞」幾個大字讓人直接感受到了集體的、壓制的、勞動的、隱忍的氛圍，瀰漫在這威權現場。幾位觀眾，包含我，跟隨著工作人員的腳步踏入了樓內。頃刻間，一名軍官現身，以肅穆的口吻，指示觀眾，彷彿我們已被當作犯人一般，被要求跟著走，走過了幾道漆黑的長廊，接著進入一間小密室後，被分別強制帶開。自此，戲局開始。
在一開始的體驗中，觀眾如囚般地被管束，被命令，被規訓，被戴上眼罩，被戴上耳機。眼前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身體受到禁錮，只能依照耳機裡所傳出來的指示，伴隨旁人協助，一步一步地動作，或坐、或站、或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主行動能力。耳機裡接續傳送高一生、吳樂天、湯英伸、江國慶、葉永鋕、禁說母語運動、農安街同志事件等諸多台灣歷史上有違公平正義的事件。時而旁述，時而藉由門聲、叫聲、腳步聲等音場來試圖模擬重現事件現場，時而引導觀眾漸進體會當事人感受，時而更直接將觀眾視為事件當事人，直接讓觀眾感受到旁人使力推擠，甚至體驗上刑場前打麻醉針的那一刻，酒精忽然擦拭在皮膚上冰冰涼涼的感覺。
不論是視覺、聽覺或觸覺，不論是抑止或刺激，此段試圖透過在場觀眾的感官不僅使其回到過去，並藉此連結起所有相關事件，同時似乎也暗示著這些事件中所共有的「壓迫」主題和本質。過程中，讓人體驗到的是揣摩當事人的感受，成了一種被害者的主觀體驗，深具意義，但忽略了每個迫害事件結果背後或多或少不同的成因和脈絡，如此歸納為同一種結論，易落入對與錯、是與非的截然二分批判，以致變相成了另一種「正義先行」的手段。然而，緊接而來的現場工作人員提問：「什麼是國家？」和「什麼是正義？」，某種程度上，挑戰了上一段政治正確的內容，因而形成了有趣的辯證。
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一行人被帶往下一站，這裡完全模擬了審問的過程，包括叫名、趴牆、拷問、蓋章等，使本來站在旁觀角度的我直接成為了被冠上罪名的當事人。接著，各人被帶進了一間小密室，接受裡頭幾位人員的審問，從被逼著看一張陌生的自白書、被質問是否有加入共產黨、被詢問個人資料、被要求供出自己親人的姓名，相當寫實地再現整個羅織入罪的過程，也讓觀眾些許切身感覺了言語和肢體凌辱的體驗。正當某個時刻，我試圖真的相信，回答實話，觸怒了對方，換來了被上銬、被勒頸的懲罰，然而，此時我卻開始懷疑也好奇著當下危險的極限，開始嘗試違逆，開始樂於挑戰，開始試圖給演員難題，開始不相信，開始覺得好笑，於是此景在我心裡從悲劇變成了喜劇。
當這敘事決定權回到觀眾的手上時，眼前的一切便漸漸顯得疏離，而且愈真愈疏離。又或者，其實這敘事決定權自始至終一直在觀眾手上，從未移轉過。若我選擇相信眼前一切，那麼我則是配合地相信、清楚地知道是在假裝相信，同時是否也意味著，乍看之下是觀者被動接受這沉浸式展演所給的種種體驗，事實上是觀者選擇徜徉在這苦痛和威脅之中，因為想嘗試、想體驗這「真實」的極限。如此一來，究竟這真實的再造是「真的」能讓觀者身歷其境並勾起其內心怖懼，進而想逃避體驗，抑或反而讓觀者如我擁抱體驗，能在這「仿真的」場域中，安全自由地享受挑戰威權、突破禁忌的樂趣？
並不如實的虛擬，打破實境終究是場夢境
類似的矛盾同樣存在於接續的VR虛擬實境體驗。在另一個小密室裡，一位女子以充滿情感的口吻自稱等我已久，說我前世是威權底下的受難者，將我戴上VR眼鏡，引導我觀看我的前世。眼鏡一戴上，整個密閉空間，時而變成一片遼闊無比的草原，時而風雲變色，時而出現幾首短詩，時而回到監牢裡。整體形式殊異、抒情而唯美，不僅與上一段如實般的風格大相逕庭，讓人難以真的進入情境，而且實境體驗配上詩意風格，並未將體驗變得更真實，反將觀者推至一個被動觀看的位置。
相形之下，下一段法庭場景，藉由觀者的抉擇，讓參與變得真實。法庭內，兩旁站著軍官，氣氛肅穆，前方是一位曾參與迫害事件的加害人，觀眾們一一輪流上前去決定是否要寬恕或處死此人。於此，刑罰與正義、加害與被害的關係生成了有趣的辯證。這些由不同觀者各自產生的不同抉擇，不僅使其主動參與，而這樣的參與甚可造成某種決定性的、不可逆的結果，也試探著各人不同的價值觀及人性情懷。因此，觀者不僅擁有敘事權，同時也落入了展演的敘事框架裡。
展演的終站，眾人來到了一廣場中庭。中央水池處是幾位身著鮮豔衣物的人在舞動著，漸漸地，演員們從四方緩慢走出，如同行屍走肉般走向中央，遠方頂樓出現了一個裸男，各人、各景、各個動作在毫無脈絡地交雜之下，演變成了一場秀。這場秀，一面打破了所有的實境，宣告這終究是一場夢境，一面揭示了——似乎也頌揚著——這一路上所經歷一切事件的展演本質。對我而言，這樣的展演本質在過程中因各種形式混雜、各景之間少有連續之下，早已無所遁形。展演愈是試圖仿真，愈是讓我有意識地好奇它能仿得有多真，愈是窺探且感受到其假扮，進而使得觀者在這看似殘酷的戲局裡，得以樂在其中。
文字｜吳政翰 臺大戲劇系及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