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媒体文字所言《Tsou．伊底帕斯》的确完成了许多特殊的成就，留下不可磨灭的纪录。然而，对人与实验之间关系若不能有更深的反省，那恐怕也就无法成其真正的意义。
弱势文化发展的两难
原住民或者说弱势文化该如何走下去，始终涉及两难的抉择：在此，人类学家总希望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特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尊严，才能免于被消溶、并呑。但这种看法，却也常招致「无视原住民也有其追求生活变迁权利」的批评，更极致的，甚且还以为人类学家总以自己的硏究为重，却将原住民视为实验室中可被控制核对的动物。而以此相对的，则是走下去，但这一走，往往也即是被并呑不归路的开始。鼓励原住民走下去所冒的危险其实与人类学家一样，一不小心，就会像十六、七世纪的传教士用上帝拯救之名来同化土著般，在为自己凌越弱势找到一个支撑的理由。
正因为有这种两难，在处理原住民或弱势文化时，我们乃不能不特别小心，而这种小心正缘于一些根柢的谦卑：因人类行为毕竟有其局限所生的谦卑、对人无权主宰其他人命运有感而生的谦卑、体会到我们无意中可能伤害到别人所致的谦卑。有了这些谦卑，了解、尊重才成其可能，如此，即使在历史进程中有些人的确被牺牲了，当事者也比较可以无怨无尤。
站在这样的角度，对《Tsou．伊底帕斯》有些话、有些想法也就不能不说，因为只有说了，才更能促使我们时时反省这种两难，抱持那些谦卑。
不可抹灭的实验价値
《Tsou．伊底帕斯》在未演前传媒已有许多描述，这些描述可以说是参与者自己的心声与主观意愿。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原住民来演希腊悲剧，制作人的确是怀抱著严肃的心愿与态度来完成的，而参与者，无论是导演、工作人员乃至邹族演员也多有因这一崭新生命经验，而获得或体验了一些未曾有过的东西，即此意义来说，《Tsou．伊底帕斯》的存在对某些人的确是未可取代的。
然而，戏毕竟是戏，它要呈现出来，就一定有一些超越工作者的立场必须被顾及，而有时，这部分还更为重要。
就戏论戏，《Tsou．伊底帕斯》当然不可能是出好戏，演员的业余是个原因（短时间内能有此成就，不得不令人对导演、演员佩服，但戏，毕竟是以最后呈现的程度为准的），场域的转移又是个原因。而更重要的还在：这故事并非邹乃至台湾原住民生命概念中所可能发生的事，一个悲剧该有的深刻性既无由发挥，最终，它也就仅能是个以邹语念诵的故事而已。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观众在这出戏中自始至终是被忽视了。当然，我们并不能以这种忽视来否定此出戏的实验价値，毕竟，实验艺术的本身即在对欣赏者的惯性加以挑战，许多一般人看不懂，听不懂的东西在艺术发展上因此乃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艺术也常因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的新局。
《Tsou》建构了什么文化层面
然而，提到实验，尤其实验的对象是人时，那就敏感了，人，正是不可以被控制核对实验的动物，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底限。以观众为实验当然还犯不到这个底限，因为只此一遭，但演员就不同了，它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来参与，恐怕就牵涉到这根柢的问题。
演员可以是淸淸楚楚的，如此，这种参与就变成是个体或族群的一种自我探寻，而这种探寻如果更有族外观的加入（如制作人在此扮演的角色），族内、族外两种观点合而参之，就可能形成较丰厚的文化议题与态度。这是强弱势文化接触的较佳模式，而我们确也在《Tsou．伊底帕斯》的进行中见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形。
但更多的时候恐怕不是如此，做为弱势，能到大陆，能在国家表演殿堂演出，这些因素对它们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外人也许不得而知，但以表演的生硬、邹族歌曲与故事内容、场域的隔隔不入，要说大家对这种艺术尝试、实验能了然于胸，或至少在文化层面上能得其意义讨论，恐怕也难以说服人。
「当事者」的优先原则
于此，我们看到了在论原住民或弱势文化如何走向未来时必要的一个原点坚持，那就是「当事者」优先的原则。如果《Tsou．伊底帕斯》的当事者不是邹族人，则为什么要用邹族人来演，身为艺术工作者的制作人就必须有艺术上足够的理由，他也许不必背负那么多原汉之间的文化十字架，但却必须能直接以艺术来说服人。
而如果当事人是邹族人，则邹族人的思考就必须在戏中能被看到，尽管有导演、制作，但这些，都只能是在旁提供一些专业的协助而已，绝不能只以邹族人为演员。
诚如媒体文字所言《Tsou．伊底帕斯》的确完成了许多特殊的成就，诸如两岸合作北京公演、原住民在国家殿堂演希腊悲剧、邹族音乐出现在舞台剧等等，这剧都将在戏剧发展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纪录。然而，回到原点，若是就戏论戏，它就应该在戏的演出上能说服人；而如果戏是为实验的，则对实验的本质，如人与实验之间关系，若不能有更深的反省，那前述不可磨灭的部分恐也就无法成其真正的意义。毕竟，戏是人演的，人在哪里，永远该是戏最终关心的所在。
文字｜林谷芳 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