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是由于剧中人物的自我认同与所处的空间，一则是由于所触碰议题的私密性，《天亮之前我要你》的戏剧情境是相当封闭的；而和这个封闭的戏剧空间／情境相对应之下，《天》剧的角色们也建立起一个封闭的关系网路，观众只能冷眼旁观，或者偷窥窃喜。
创作社剧团《天亮之前我要你》
2月17〜19日
台北新舞台
纽约的一个耶诞夜，长袖善舞的画家王熙凤、正在纽约流行世界力争上游的服装设计小靑、放浪形骸的电影导演维多莉雅、和高傲矜持的摄影家慈禧，在慈禧的纽约公寓的小小party里，从难得聚头的寒喧问候开始，彼此的谈话逐渐进入一个开放却又极度私密的领域──性（别）的意识与欲望的本质。从言语的交锋，到维多莉雅与王熙凤一场热烈的做爱，男女性别的分野、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意识，都逐渐在空间中流窜的欲望里溶解。破除现实隔离的激情过后，一通电话却将众人带回现实──小靑的绿卡申请被退回。为了留在纽约以逃避社会与亲人的压力，几个人为小靑想了假结婚的办法，并且模拟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在S／M服装道具、情调音乐、和热情的肢体助兴之下，虚拟的婚礼成了一场世纪末华丽的扮装舞会。但这终究只是一场虚拟的婚礼，天亮之后，现实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疲惫的人们似乎也无法收拾被欲望私扯开来的残破关系，于是……？
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件发生的耶诞夜
一则是因为剧中人物的自我认同与所处的空间，一则是所触碰的议题的私密性，《天亮之前我要你》的戏剧情境是相当封闭的：在一个自我建构的密室中，台上的一群人尽情地嬉耍游戏，相互拨弄彼此的情緖与欲望，而无须担心外在现实的介入或宰制。在这样的密室中，一切的冲突或忧虑也就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不论是慈禧对王熙凤的不满，维多莉雅对慈禧与王熙凤的挑衅，或者小靑即将赴美探亲的舅舅所可能引发的风波。而剧中最有可能打破这种封闭状态的转变，是小靑申请绿卡被拒的那通电话，却也被之后一场虚拟婚礼化解于无形。
因此，在《天》剧的耶诞夜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件发生，而只是一连串嬉闹扮演的情境，和围绕著性别议题的长篇对话。这些扮演和对话的片段，反映出这群角色现实的生活面貌，和他们对于现实情境的理解方式，当然也十分淸楚地传达了作品的题旨：对创作者而言，所谓的性别意识或关系，终究就只是一种扮演和论述的游戏，而这种游戏或论述并不必然导向什么明确的结论或结果。
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或者冲突，《天》剧的戏剧动作，就主要依靠几乎不断的对话建立推动。从剧中人物你来我往的对话中，无论是令人莞尔的自我戏谑，对性歧视的尖锐嘲讽，或者是彼此欲望的遮掩玩弄，我们可以看出剧作者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与熟稔，以及她操弄语言（无论是学术的或俗世的）的能力。另一方面，整个演出的节奏虽然还算紧凑，演员尽兴的表演也让几个变装扮演的片段相当精采，但就戏的整体而言，还是让人有相当松散的感觉：戏剧动作被切割成一个个狂想的桥段，戏剧结构的建立不在因果逻辑的紧密连接，而在近乎即兴的随意挥洒。编导的用意，自然是希望在写实的表象下，将性别扮演的虚构本质推向极端，在最后那场疯狂的婚礼中完全打破现实与想像之间的界线。我们可以理解创作者这样的意图，但如果从角色关系和观看者的角度检视，这种做法其实是有其危险性的。
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或甚至事件）的串联支撑，剧中的几个角色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嫌扁平，而在身分扮演的转换之间，不仅角色的性别被质疑拆解，个别角色更为深层的特质或意识也变得模糊不淸。至于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除了「性」的联系之外，似乎也缺乏其他不同面向的刻画。因此，台上的角色尽管可以尽情尽兴地扮演，却较难建立起与台下观众的关联。换言之，和封闭的戏剧空间／情境相对应的，《天》剧的角色们也建立起一个封闭的关系网路，而观众也只能或者冷眼旁观，或者偷窥窃喜。
激情过后，鄕愁依旧
将这样的作品放置在本地当前的文化情境中检视，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割离状态。
无论在学术探讨的范畴里，或者俗民文化的思考习惯中，性别的扮演和同／异性恋的各种表现，对多数人都并不陌生，前者如许多表演艺术和学术工作者对的论述，对传统的、守旧的性别概念不断提出各种挑战质疑，后者如所谓第三性公关行业的兴起，以及变装或无性别的装扮风潮。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开放，并不代表这个社会对性与性别的态度有任何真正的改变，却反而是将相关的议题推入更为吊诡，更为混乱的情况。在更多同志「出柜」的情形下，反映的或者不是一般群众的意识或整个社会体制的开放，却可能是更为尖锐的对立或分隔。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场欢愉的虚拟婚礼之后，小靑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自由解放的快感，却是满身的疲惫和更多的困惑疑虑；而无论是维多莉雅的放纵，王熙凤的左右摆荡，慈禧的坚持，或者小靑的嬉笑游戏，终究还是打不开（身体的或者心灵的）流离无依的困局，无论是暂时寄居的纽约、或者想望回归的台北，都还是遥不可及的「他鄕」。
这种「他鄕」的意识，其实是剧作者对所谓「秘密结社的阴谋快感」的自我嘲讽。《天》剧中的小靑等人的处境，除了表现出社会意识的现实层面之外，或许也反映了作者个人的鄕愁－无鄕可归的愁緖。性别议题的探索，也就不只是社会文化问题的讨论，而更是对个人生命情境的检视。但如前所述，封闭的戏剧情境与角色关系，使得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联系无从建立，舞台上的人事对台下的人而言，也还是不可及的「他鄕」。因此，虽然《天》剧和过去本地许多探套相关议题的作品比较，无论是论述的建立或戏剧动作的处理，都更为精致而广泛，但终究还是无法打开自我封闭的格局。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和剧中的角色一样，在感官接受了一整晚的刺激之后，还是躱在那个封闭的空间（无论是纽约的公寓或者台北的剧场），借由彼此的言语与拥抱安抚无处依归的鄕愁？或者我们可以有其他出路？对于大多数不曾在纽约或台北流浪的观众而言，这样的问题究竟有多少迫切性，是値得进一步省思的。
文字｜陈正熙 国立台湾戏专剧场艺术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