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可儿戏》里有「坏人」，那不是阻碍年轻人自由乱爱的Lady Bracknell或是假道学的Chasuble牧师。真正的「坏人」是将一切人事物界定得过分分明的二分法。全剧不只打破人生／艺术、自我／角色、身分／面具的二分法，尚且淡化城市与乡村、游戏与严肃、机智与俗气之间的区别。
于先前的讨论中，《不可儿戏》的一些特色，如肤浅、游戏、矫情、又冷又酷等等，都和后现代的作风有点瓜葛。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外在的神似，还不至于值得我们浪费时间把它和后现代主义牵扯一块。后现代主义美学有一项为人津津乐道的──亦算是它最具正面意义的──精神，就是它打破了层级二分的界限。这一点《不可儿戏》也做到了。
荒谬的插曲
《不可儿戏》里有一段令人不敢置信的插曲，其荒谬的程度不下于尤涅斯柯（Ionesco）的《秃头女高音》。剧中，Miss Prism是一位负责照顾小孩的保姆，因她又想当个作家，平日也写小说。有一次她用婴儿车载著小孩（就是John）到邮局去寄文稿，一时闪神之下，竟然把文稿放在婴儿车内，把小孩留在邮局里了。这个插曲正好打破了人生／生命（小孩）与艺术（文稿）之间的界限，呼应到底是人生模仿艺术抑或艺术模仿人生的问题。《不可儿戏》与这个子题也有呼应的就是Cecily Cardew与Algernon Moncriff的恋情。Cecily从她的监护人John那里得知有关”Earnest”的种种颓废行径。喜于浪漫幻想的她，早就在她的日记里编织两人的恋情。两人初见面时，假扮为Earnest的Algernon每讲一句就被天真的Cecily记录在日记本上，而且认识不到五分钟，Algernon随即向Cecily求婚，后者回道：「你这个傻蛋，当然没问题，我们已经订婚三个月了。」这是根据Cecily的日记！于此，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分野也被搞得模糊不清了。
角色与自我
John Worthing为了到城市颓废一番，化名为Earnest，也因此得到Gwendolen的青睐。一旦两人的关系论及婚嫁，也就是真正到了严肃认真（earnest）的地步时，John其实很想从实招来：既然要结为连理，必也正名乎。偏偏Gwendolen只可能会爱上一个叫Earnest人，如果是John那就免谈了。如此一来John只好继续使用化名。
但是在好朋友Algernon面前，John找到了吐露真相的机会，而Algernon的反应令他与作为观众的我们啼笑皆非。他说：「既然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你一直是叫Earnest，对我而言Earnest就是你。」后来，在第二幕里，Algernon自己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得到Cecily的爱意之后，他也想正名，可是Cecily的反应与Gwendolen如出一辙。若在传统的戏剧里，John与Algernon所面对的障碍是无解的两难：自我vs.角色／真实vs.扮演。但是，在王尔德的世界里，这不是问题，因为分隔两者之间的界限根本不存在。剧终时，John和Algernon果然就是他们所乔装的Earnest。
没有二分的乌托邦
如果《不可儿戏》里有「坏人」，那不是阻碍年轻人自由乱爱的Lady Bracknell或是假道学的Chasuble牧师。真正的「坏人」是将一切人事物界定得过分分明的二分法。全剧不只打破人生／艺术、自我／角色、身分／面具的二分法，尚且淡化城市与乡村、游戏与严肃、机智与俗气之间的区别。
于十九世纪末的文学作品里，作家常常灌输我们城市生活是虚假的、颓废的，乡居日子才是厚实的、清醒的。在《不可儿戏》的第一幕里，我们确实也有这样的印象：John为了想来城市颓废一下，还得搞个化名。但是，等到第二幕场景从城市转换到乡村时，我们见到一样颓废的世界，「乡下人」可没其他作家想像的那么单纯或踏实。天下乌鸦一般颓废。
求婚／结婚是严肃的，可是给这些人玩起来，它仿佛只是一场儿戏。Gwendolen已经对John心有所属了，但是她有两个坚持。首先，他的名字一定得是Earnest；再来，她虽然已经答应他的求婚了，她还是要他跪下来形式一番。同理，Cecily与Algernon的「婚事」不只是一场儿戏，简直是荒谬。可是，在王尔德荒谬的处理手法下，这一切却又言之成理。相反地，面对「用餐人数为几」这种小事时，王尔德的人物偏偏以极为严肃的态度面对：Lady Bracknell知道晚上请客时，桌上的人数无法凑成偶数时，当下决定她先生只好自己在房里吃饭了。最后，就人物形塑而言，传统所谓的「机智人」与「市侩人」的分野，也因剧中全数人物的荒谬与肤浅而被打破了。
形式vs.内容
早在贝克特的《等待果陀》出现之前，《不可儿戏》就已经做到「形式等于内容」这一点了。但两者之间是有区隔的。《等待果陀》的成就在于做到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完全呼应。换句话说，在该剧里内容仍然凌驾于形式之上，形式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内容，强化内容的传输。这就是为何，于精神上，《等待果陀》较为偏向现代主义的美学。
在《不可儿戏》里，形式就是内容，亦即它的内容就是形式的玩弄。两者之间没有主从之分。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即然它的内容都是形式上的戏耍，它是几乎没有传统观念里所谓的内容。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不可儿戏》非常贴近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但是，它究竟还不算是后现代时期的产物，因为它生产时代的感应结构，与一九六○年代时期的感应结构大异其趣。尤其，后现代时期作家对现代主义的不耐、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投降与焦虑、对文学「或许已死」的错觉等等，这些完全没有干扰到王尔德。《不可儿戏》可被形容是一部完全没有焦虑的胡搞瞎搞。它只能用王尔德的「天才」来解释。但是，后现代是不提作家「天才」的年代。
文字｜纪蔚然 师大英语系副教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