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看来,鲍许的舞蹈剧场与传统的再现剧场╱舞蹈截然不同,表现的手法并不在于呈现某些人物在某时、某地遭遇某种冲突──这是传统剧场擅长的。也因此,虽然《拭窗者》以一九九七的香港为背景,但其演出并未探讨香港大限等时事问题,相反地,《拭窗者》透过了拼贴的音乐及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香港多元文化的背景。
碧娜‧鲍许的乌帕塔舞蹈剧场将要第三度来台演出了!加上前两次的表演(一九九七的《康乃馨》以及二00一的《交际场》),说明台湾表演艺术界对这位一代宗师的偏爱,放眼当今其他国际大师,尚未有任何人能够像鲍许这样高密度地出现在台湾,甚至亚洲地区。然而从另一个观点看来,台湾观众是幸运的,因为这三出作品呈现了鲍许不同的风貌,让台湾观众仿佛见证了鲍许的创意及蜕变。这不得不令人想起美国文坛才女苏珊‧桑塔(Susan Sontag)在其文章〈反诠释〉中提到:艺术是不能被驯服的(注1)。
的确,近年来,鲍许的作品常出人意表,当欧美评论家常习惯地描述她的作品充满暴力、灰色时,鲍许的《康乃馨》却开始有了令人惊喜的愉悦感。而当某些舞评质疑鲍许的作品戏剧成分大于舞蹈,并不能被视为一种舞蹈类型时,鲍许却在一九九七年的作品《拭窗者》The Window Washer以及一九九八年的《热情的马祖卡》Masurca Fogo中大量地运用舞蹈动作。的确,以今年四月下旬即将在台演出的《拭窗者》为例,就呈现不同于以往舞蹈剧场的风貌,不但在氛围上呈现欢乐、愉悦、甜美及诗意的感觉,甚至在元素的使用上,也比鲍许的任何一个作品都用了更多的舞蹈元素。使得以往习于以女性主义或心理分析等角度来探讨鲍许作品的方式,将会在《拭窗者》这个作品中仿佛显得无用武之地。尤其令人诧异的是,香港九七大限的政治性及严肃性并不是《拭窗者》主要探讨的内容,虽然在剧末时呈现了某种徬徨的氛围,然而整体而言《拭窗者》反而呈现了欢乐、喜庆等气氛。是否鲍许对于香港大限这个问题做了反向思考呢?的确,有不少人质疑《拭窗者》不但未能对九七这个议题提出思考,甚至也不能呈现香港的真实面貌,鲍许所呈现的不过是她眼中的浮光掠影,或如相片簿般走马看花的印象罢了。这些观众的考量是有其出发点的,不过,笔者愿意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舞蹈剧场的特质为切入点,来探讨为何《拭窗者》并不能真实地再现香港,而这个角度也可综合性地将舞蹈剧场之特色介绍给读者及观众。
颠覆传统再现功能
首先,以鲍许个人的风格及作品手法而言,鲍许从未忠实地诠释或呈现一个文本或题材,例如《蓝胡子》虽则灵感来自音乐家Bela Bartok同名的歌剧,但是鲍许却以支离破碎的方式探讨蓝胡子以及其妻Judith之间的性别霸权议题。即便是以城市委托为主题的几个作品(例如一九八九年以西西里岛为背景的《巴勒莫,巴勒莫》,以及一九九六年以美国西部为背景的《只有你》等演出),鲍许也从未以真实再现的角度来处理她眼中的这些都市。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后现代表演艺术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呢?首先,多位欧美后现代学者提到,再现并不是后现代艺术创作者有兴趣的课题,再加上德希达的解构理论,更令人质疑任何的再现是否真能忠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正如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Ann Daly所言,鲍许的作品时常颠覆了艺术必须模仿人生的真理。其实若以「舞蹈剧场」这个类型(genre)作为出发点,便可看出它的目的在于颠覆任何传统表演艺术的规则,甚至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再现的功能。正如美国后现代学者Nick Kaye所言,后现代表演艺术的目的在于抗拒任何传统的规则,包括其中再现的功能(注2)。
如果舞蹈剧场的目的在于颠覆再现(至少是线性、完整及真实感的再现),那么观众又岂能期待在舞蹈剧场的演出中,见到它急欲推翻的对象──再现及真实呢?如果舞蹈剧场推翻旧有舞蹈及剧场之规则,它又呈现了什么样的特质,使之不但有别于传统之舞蹈与戏剧,并且建立了独特的风格?本文将就以下各点与传统戏剧做交叉对比,而在对照当中,读者不难发现,为何舞蹈剧场的结构及其本质并不适合真实的再现。
表演艺术中谈论再现功能的权威一向非亚里斯多德莫属(注3)。亚氏在《诗学》中谈及戏剧之所以能再现人生,是因为戏剧具有以下的六大要素:情节、人物、思想、语言、音乐及景观等。其中又以情节最重要,亚氏称之为戏剧的灵魂,不但如此,情节还必须以逻辑的、紧密之因果关系,环环相扣,呈现完整的故事。饶是之故,亚氏的戏剧观呈现出来的是线性的、统一的、文学的、模仿的(mimetic)以及再现的(representational)美学。然而碧娜‧鲍许的舞蹈剧场却完全相反于亚氏的规则。首先,她不但摒弃使用完整的文本,并且在六大元素的使用上也舍弃传统再现的功能,反而呈现拼贴及支离破碎的效果。甚至,亚里斯多德将之列为最末的景观元素,却是鲍许舞蹈剧场中最重要的特色。以下仔细探讨鲍许虽然仍旧运用了亚氏所列的几大戏剧要素,却颠覆了旧有再现的功能与规则(注4)。
五大要素拆解鲍许的舞蹈剧场
1‧以意象或蒙太奇手法取代线性结构的文本╱情节
德国评论家Servos以「蒙太奇手法」(principle of montage)描述鲍许的舞蹈剧场结构,他认为舞蹈剧场犹如超现实主义,以意象的并置、重叠、及重复等手法发展作品,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性剧场或舞蹈(注5)。同样地,美国评论家Price也注意到鲍许舞蹈剧场的身体政策(Body Politics)犹如布莱希特的社会性样态(gestus),而如梦境般、意象鲜明的效果则有如亚陶以场面调度为主的残酷剧场手法(注6)。综合以上各点来看,鲍许的作品并不在于以逻辑的方式探讨主题,反而是以意象的手法,反复呈现主题的各种可能性。这犹如超现实主义或残酷剧场的目的,以鲜明的意象唤起观众潜意识当中亟欲逃避的事物,以感官的震撼取代纯粹理性的辩证,也因此,以意象为主的舞蹈剧场,自然就不以写实或传统的方式真实地再现某种议题了。
2‧人物
美国戏剧评论家Counsell曾说,后现代戏剧的来临宣称「人物」(或角色)的死亡(注7)。的确,在鲍许的作品中,演员╱舞者就是「扮演」自己本身,他们并不呈现某个虚构的角色。演员在舞台上时常以本名相称,例如:观众时常听到的几个名字,包括元老级的Dominique Mercy及Jan Minarik等人。以《拭窗者》为例,观众并不需要去注意团员究竟在扮演香港的哪个阶层人物。例如,一开场头戴鲜花的女舞者,一再重复几个类似打招呼的话语或旅馆的morning call:“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thank you,”让人分不清楚她是在向现场观众打招呼,或是在向电话那一端的人士问候,抑或是只是在练习英语。然而等她下次出现时,她却是愉悦地向观众述说她有多喜爱某首广东歌曲,并且开始以广东话唱起那首歌。这位女舞者在舞台上的表现并不在诠释某个角色,正如Servos所言,「虽然鲍许的表演者在表演,但他们仍然是自己。」鲍许的团员并不在于呈现人物的个性、社会地位等,反而是某种行为类型的符征(注8)。饶是之故,来自不同国籍的团员也就无须扮演观众心目中的「香港居民」了。
3‧语言
虽然鲍许的作品会使用语言,但语言已失去生活中再现意义的功能,反而呈现某种批判和解构的效果(少数例外的情况是团员和观众对话时,观众倒不需做过多的诠释)。以《拭窗者》为例,开场的女子似乎在向人打招呼,然而接收语言的对象在哪里呢?是电话那一端不明的人士吗?是现场观众吗?抑或女子要表达的是:语言作为一种沟通工具是多么地有限。然而无论如何,语言的使用并不在于再现这女子的背景、性格或是社会地位等等与角色相关的因素,反而造成
某种突兀、荒谬、甚或滑稽的感觉(注9)。
4‧景观
传统的剧场景观总是含有再现的功能,它往往指涉某种真实生活当中,能看见的实地或实物。然而在鲍许的作品中,多媒体的并置以及繁复的意象,并不在于完全忠实地象征或再现某个场景。虽然在《拭窗者》中,以红色的洋紫荆花指涉香港,但其呈现的方式却不同于写实的模拟。另外,鲍许还以拼贴的方式交织构成香港车水马龙等印象。正如德国学者Kerkhoven所言,鲍许作品的呈现并不在于忠实地拷贝或再现真实,反而是在呈现主题的内在意涵,及多重指涉等等(注10),因此鲍许的舞台呈现绝不只是某种再现的象征,反而成为舞台行动(action)的一部分。例如,在《拭窗者》中,观众可以一再地看见二十呎高的洋紫荆花有时作为背景,但有时成为可攀爬的山丘,或可「移动」的道具,或可抛上抛下玩耍的鞭炮等,成为多重指涉(注10)。
5‧音乐
一如其他元素,鲍许使用音乐也是以拼贴的方式组合。以《拭窗者》为例,其中用了日本四0、五0年代的歌曲、广东流行歌曲、西洋音乐等等。音乐的使用跨越时空及文化的疆界,打破了传统舞蹈作品中音乐元素必须统一的规则。有时,鲍许使用音乐作为某种反讽的手法,例如在《康乃馨》中,一再出现的George Gershwin情歌却是由Lutz Forster以手语方式呈现,仿佛诉说爱情之不可说,此时音乐并不只是在「诠释」或「再现」手语的内容,而是彼此加强了「爱情无法直接言说」的主题。
综合看来,鲍许的舞蹈剧场与传统的再现剧场╱舞蹈截然不同,表现的手法并不在于呈现某些人物在某时、某地遭遇某种冲突──这是传统剧场擅长的。也因此,虽然《拭窗者》以一九九七的香港为背景,但其演出并未探讨香港大限等时事问题,相反地,《拭窗者》透过了拼贴的音乐及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香港多元文化的背景。
虽然我们无法以传统再现的角度去看《拭窗者》,那么是否有别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去欣赏鲍许的作品呢?也许欣赏鲍许的剧场有千百种方法,但笔者在此仅提供一种建议。苏珊‧桑塔在一九六0年代〈反诠释〉一文中提到,过去的审美观太过于著重内容(content)上的诠释,以及理性上的思维,反而忽略了前卫艺术在形式(form)上的突破,需要有新的审美观来赏析,如同绘画中耐人寻味的色彩线条及结构,值得人以感官的愉悦去欣赏,也因此,观众何妨允许自己浸淫于《拭窗者》中独特的舞蹈剧场形式以及呈现出的美感与诗意呢?鲍许值得人注意的不只是她对人文(尤其是两性)议题的关怀,她独特的舞蹈剧场形式更值得大家欣赏。毕竟,鲍许的舞蹈剧场在结构上已被认为是独树一格,甚至是当代三大舞蹈类型之一(另外两者为日本舞踏及美国后现代舞蹈),并且有不少学者认为,没有她的成功,就没有舞蹈剧场的成立与兴盛。况且,当今不只德国有舞蹈剧场,甚至在比利时、加拿大、美国、法国、亚洲都有人宣称自己受到鲍许的影响而创作舞蹈剧场。那么这个新类型(genre)一定有其独特之处。也许观众可以放下思考的沉重包袱,暂且放纵自己浸淫于《拭窗者》中的诗意以及舞蹈剧场结构的美感罢(注11)。
文字|倪淑兰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助理教授
注
1‧Susan So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67:3-14
2‧Kaye, Nick. Postmodernism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St. Martin P,1994
3‧虽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主要谈论的是戏剧,然而早期舞蹈论述仍以亚氏之论述为架构。
4‧因篇幅所限,本文将不仔细比较碧娜‧鲍许处理思想之手法,如何不同于传统戏剧,但整体而言,前者为非线性后者为线性结构。
5‧Servos, Norbert. “The Emancipation of Dance: Pina Bausch and the Wuppertal Dance Theater.” Trans. Peter Harris and Pia Kleber. Modern Drama V.22,n.4.1981:435-47
6‧Price,David W.“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 Pina Bausch’s Tanztheater.”Theater Journal. October,1990:54
7‧Counsell, Colin. Signs of Performance: an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Theater. New York:Routledge,1996
8‧同注5。
9‧虽然鲍许某些作品中会使用类似自传式的独白,然而其效果并不等同于传统剧场之语言功能,亦即并不能因此确切呈现〝角色〞之社会背景、性格等因素。
10‧Kerkhoven, Marianne van. “Dance, Theatre, and Their Hazy Boundaries.” Ballet International. Special Issue, no. 1. January, 1993: 30-35.
11‧虽然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舞蹈剧场之特殊结构,但目前相关之论述仍有待发展,值得国内外学者努力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