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宝岛一村》是仿作，不是质疑剧中人物情境，是否以真实的生命经验作为创作基础，也不是否定观众（编导心中村子里叔婶兄妹）的笑泪掌声，同样有真实的生命经验以为呼应，但从老赵、小朱、周宁这三家人的故事里，我实在看不出所谓眷村既多元又融合的面貌，或者竹篱笆内的社会与篱笆外的世界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表演工作坊《宝岛一村》
2008/12/14 台北国家戏剧院
这要从那一笼传说中的天津包子说起。
从知道《宝岛一村》的演出单位会请看戏的观众吃包子开始，我就想著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他们要如何在国家剧院中，每一场都能蒸上数百甚至上千个包子？
演出当天，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装在纸箱中，一盒一盒的冷冻包子！
不是热腾腾的天津包子吗？怎么会是还需要微波处理的冷冻包子呢？
望之形似、实则无味的仿作
王伟忠加上赖声川的《宝岛一村》，以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大的集体离散为叙事背景，感性诉说百万军民的生命故事，又以保存眷村文化／记忆这样的议题为念，我却只关心能不能吃到包子？我难道不知道剧场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难道忘了Theatre101所教的「真实与虚构并存的双重性」？或者大师布莱希特所说的疏离效果？
我真的不是那么计较包子的冷热或出处，之所以说起包子，其实是因为整个演出给我的感觉，就像那被拿出来冒充天津包子的冷冻包子，是一件望之形似、实则无味的仿作。
说《宝岛一村》是仿作，不是质疑剧中人物情境，是否以真实的生命经验作为创作基础，也不是否定观众（编导心中村子里叔婶兄妹）的笑泪掌声，同样有真实的生命经验以为呼应，但从老赵、小朱、周宁这三家人的故事里，我实在看不出所谓眷村既多元又融合的面貌，或者竹篱笆内的社会与篱笆外的世界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眷村的独特，在它作为一种生命／生活型态，承载／具现了台湾战后历史的许多冲突矛盾荒谬：政治的、族群的、语言的，影响所及，大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向，小到个人的生命抉择。宝岛一村，乃至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XX新村，都应该在这样的脉络中被记忆、被记录、被理解。
《宝岛一村》的编导，在面对这些冲突矛盾荒谬时，却有避重就轻之嫌，以致原本应该具有一定质量／重量的素材，被处理成像电视综艺节目的短剧一般，一个接一个或者戏谑、或者感伤的片段，却无法构成一个可以让观者咀嚼沉思的完整作品。
村里村外，差别何在？
因此，离散的经验，只剩下身分错乱的嬉闹，年夜饭里下跪认母、抗战歌曲大合唱的连续剧；政治情境变化的荒谬，只剩下戴笠的生死之谜、儿戏般的公厕文字狱失踪、飞官的神奇归来；南腔北调的语言矛盾，只剩下纪怪的怪腔怪调（最后却也被普通话的语言暴力给驱离）；族群的矛盾冲突，只剩下包子的传承和小王的棺材，（然后被二毛加入反对运动的政治决定轻易化解）。所谓离家、想回家、到这里就是家的生命历程，不著痕迹，水过无痕。养儿育女，青春叛逆，幻灭成长，究竟如何表现所谓眷村的特殊能量？宝岛一村村民们的人生价值观，又和眷村外的人们有什么差别？让人费解。
就像那三幢只剩下骨架的眷村屋子，非常贴切地表现出（眷村内外的）我们对于眷村的理解，其实只剩下粗略的梗概而已，大多数的细节与韵味（nuance），如编导所言，需要依靠不断的召唤与各种媒介的记录／记忆，也像那一首首来自过去几十年的流行曲调，声声牵引著听者的怀旧情绪，只是，没有舞台真实的支撑，梗概仍只是梗概，感伤情绪也终究无法升华为动人的情感。
作为一个剧场观众，我当然不要求《宝岛一村》客观而全面地书写眷村历史，但编导所谓抽象的情感或情绪，如果没有面对历史本质的勇气，没有反省批判的器度，又如何能够成立？
By the way，我从剧场离开的时候，婉拒了门口义工亲切递上的冷冻包子组。倒是在回到家之后，又找出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重读一遍，顺道也读了张大春为她写的序文……。
两相比较，至少在书写眷村的这个题目上，剧场落后小说还颇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