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七年级生代表剧团之一，三缺一剧团的特色是作品品质稳定，超过一年的制作期，让作品成熟度提高，也让作品的生命得已延续；而有了排练场之后，成员更著重「研发」，进排练场不只是为了排戏，而是训练、讨论、激荡，让创作能量持续累积。
剧团小档案
创团时间：2003年
灵魂人物：艺术总监魏隽展、核心团员贺湘仪、行政郑成功
重要作品：《男孩—偶戏练习》、《耳背上的印记》
目前计划：「LAB系列：土地计划」
成军超过十年，口碑票房皆优的「三缺一剧团」，是台湾七年级生代表剧团之一。创团首脑魏隽展和贺湘仪都是编导演全才，尤其独角戏技巧精湛慑人，他们参演的戏都是品质保证，少有失手。三缺一的戏通常规模不大，仔细经营每一个细小环节，总能勾得观众一看再看。
与其他剧团不同，三缺一制作排练期动辄超过一年，不断建立又打破，团员必须花大量时间训练，彼此沟通协调。为了探讨国光石化议题，整团人马来到云林的养蚵场田野调查，回来还得在读书会上分享心得。而这些，不过是三缺一明年「土地计划」的第一步而已。
省吃俭用作戏 卖座也只赚到下一档场租
二○○三年，一群爱好剧场的辅大文学院学生，将在校时期组织的戏剧社立案，以「三缺一」为名在剧场闯荡。「我那时候刚考上北艺研究所，想做自己的戏就打电话给现在的团长阿花（李玉岚），东拉西拉一堆朋友来创团。」魏隽展笑说创团之前的戏都在家排练，花小钱做小戏，对怎么经营剧团全无概念，直到○五年创团作《女孩好饿》，才让大家对「经营剧团」有了初步概念。
当时，魏隽展和阿花自觉做戏经验不足，特意把制作期拉长，两人一边到处接案赚制作费，扣掉生活费通通存进剧团户头，一年下来存了十万。隽展乐观认为跟以往制作顶多三万相比，十万绰绰有余。最后，《女孩好饿》总共花了卅几万，幸好票房爆满甚至小赚了几千块，刚好够付下出戏的场租，「真没想到这样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一年赚的钱，竟然不够一个戏。」
像三缺一这种「票房只够付场租」的状况，也是许多年轻剧团常态。「我们很早开始经营电子报，努力推票卖票，前三出戏才刚好可以用票房付下一出戏的场租而已。」直到第四出戏刚好撞上台风停演，三缺一才开始赔钱。
「当团里有几个人认真决定以此为生，决定以『团』的方式一起赔钱还钱，剧团才会稳定。」魏隽展认为○七到○九年是剧团迈向稳定的阶段，核心团员及行政结构逐渐成型，开始向公部门申请补助，让大伙在制作早期可以边吃边用，不用再等到盈余结算才有钱填饱肚子。
开拓新的观众群 致力演员训练与研发
近两年，除了维持作品「形成期拉长」的传统，剧团也走出固定亲友票仓，试图开拓新观众群。以魏隽展的《偶戏练习》及贺湘仪的《耳背上的印记》为主力，到处寻找巡演机会换取剧团经营弹性。「《偶戏练习》光是去年就演出了四次，台湾做剧场的人都会抱怨市场太小，但单纯把戏做好就有市场吗？还是要自己开疆辟土去闯看看。」剧团专职行政郑成功认为，巡演可以让观众对三缺一印象更深，戏的生命延长周边效益也拉广，大家才有饭吃。
三缺一花在训练演员的经费，比一般剧团高上许多。近两年，他们申请到剧团专属的排练场与办公室。有了「家」之后，许多模式也逐渐成型，剧团成立了专门研发的实验平台「LAB」，摆脱「进排练场就是为了演出」的限制，更纯粹的探索表演和空间的更多可能。
对魏隽展来说，三缺一永远不会成为「大」团，「我们团员沟通很频繁，有大量的全团会议，每个人都有权发言提案，团员太多的话会流失掉那些细腻的沟通品质。」魏隽展认为LAB里每个团员都有计划在跑，谁先跑出方向，才转进制作导向，「专门的研发部门对我们非常重要，除了可以确保作品品质、让剧团保持能量创作，制作期拉长也让行政有余力去摸索宣传方向。」
因为公部门补助常有时效性，反而限制了创作步调，三缺一明确区分制作与实验部门，用不同的方式安排预算和行程。像「LAB」这样的计划，很难用一般制作模式申请补助，团员们花在研发的时间心力和收入不成比例。剧团尽量申请地方专案，跑校园跑社区，偶尔甚至开放一般民众参加短期课程，稍微平衡团员生计，但离支付团员薪资还有好大一步，「我们甚至连艺术总监魏隽展都养不活了。」郑成功苦笑说，「公部门甚至会怀疑魏隽展到底是不是三缺一团员？怎么到处演别人的戏？但我们这个世代，参与他团演出是正常且正向的，大家因此更认识三缺一，我们也能从别的创作者身上取经学习。而且，不到处接案要怎么养活自己？」
环境只看「大」 小团难以为继
对于目前文化补助政策，郑成功认为应该要降低培育团队门槛，不要太偏扶植中大型剧团，只顾著冲场次、票房。「我们作品的观众数量虽然大都在两百人上下，但绝对是有相当的市场对话性。」郑成功认为不论国艺会或文化部，必须赶紧建立补助分级制度，让三缺一能够透过分级进入不同市场，和小型企业媒合而非强迫用大企业机制运作，「光看座位数，也不能判断我们戏的好坏」。
另外，台湾缺乏中小型剧场，各县市观众数量差距悬殊，都是三缺一目前面临的问题。台北市内，政府积极扶植「大」型定幕剧，外县市也几乎都是千人大剧场，剧团必须付出相当高的技术成本，才能弥补场地状况。「环境限制这么大，政府也没有配套的资源分享或方向性的帮忙，我们很容易坐以待毙。」一旦剧团跨出台北就得为了城乡差距而付出代价，台北又太偏向中大型剧场，这样的施政方针如果持续下去，「我们只能努力增加演出场次，才有办法养活大家。」魏隽展认为现阶段团员年纪尚轻，愿意领低薪、拚创作，等大家通通面临卅岁关卡，「我们很难撑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