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冯勃棣，剧场人称「Birdy」，不论你对他的印象，是从二○○八年起，连续三年出现在台北文学奖剧本奖名单上，妙语如珠的「冯勃棣」；或是那名穿著帽T，以魔术穿插单人脱口秀，唱作俱佳、毫无冷场的「MC Birdy」；五月即将上演的《Dear God》，无论是关注主题、叙事策略、语言风格，都将让人看见不同面向的冯勃棣。

以《我为你押韵—情歌》广为小剧场观众熟悉的他直言：「很多以前的观众觉得我好笑。这次如果抱持这样的期待来看戏，可能会吓到。但如果真的被吓到，也很好。」

《Dear God》是「我和神的碎碎念」

一直听说冯勃棣常常生病，他说：「小时候一年住六次院，长大三年住一次。」二○一一年，就在住院期间，因为邀稿缘由，他边躺在病床上，边专心研读《圣经》。受邀的剧本「愈看愈不敢写」，却在内心反复诘问「人神关系」，让《Dear God》于焉成形。

本身有宗教信仰的Birdy坦言，思考人神关系，内心冲突不断。因为母亲的缘由，Birdy从小就进入宗教信仰的世界。直到高中叛逆期，开始出现质疑；高三下，用他的话说，是「阴错阳差，自己真的决定信了」。就读大学期间，信仰的脚步仍然走得虔诚。直到念了戏剧研究所，内心的质疑愈来愈大声：「我从来不怀疑有神。但是，关于苦难和罪恶，一直都过不去。信仰里头说，神是爱，是全能；那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如果祂有爱，是否表示祂能力不够；如果祂确实全能，难道祂没有爱？」

这些质疑，持续了很长时间，没有结论；年少时，他以愤怒面对，现在，他把这些「说来话长」、「有些像在告解般」的「我和神的碎碎念」，以「苦难」和「罪恶」为核心思想，写成《Dear God》。他强调：「我信『神』。」有别于指称特定宗教——背后仿佛多了其他人为操作、权力结构、人际关系——他口中所谓的「神」，更不分宗教体系，直指渺小人类身处浩瀚宇宙中，向上仰望那「无以名之的力量」。　

剧情故事以一名勾引未成年少女的罪犯为核心人物，带出对父女关系懊悔不已的失落父亲，以及一个谨遵祖母教诲、誓言「伸张正义」的警察；同时，另有三名逃亡路上的边缘人A、B、C，既同为战乱、灾难的产物，也肖似现代人心灵角落的畸零儿。两条叙事线偶有交错，随著悬疑的情节铺排，在生命不可承受的悲伤中，仍能看见救赎的光亮闪现。

冯勃棣说，编写每个剧本的工作程序都不一样，以前常是先有个点子或人物；写音乐剧或商业剧场，是故事先出现；《Dear God》则是先确定剧名，接著，来了A、B、C这三个「傻呼呼，但互动又有点浪漫的神经病」。

Birdy说：「其中有些桥段是真的，像女儿小时候妈妈跑了，到女儿高中时才回来，碰面第一句话问：『吃饱没？』这是真实的故事。很瞎，但是真的。」或像警察角色的设定，他以在教会观察的某种人物类型代入，「一种坚信自己非得替天行道不可的人」。剧中父女之间的和解、原谅，也孕生自他个人生命经验的转化，意欲传达「和解是一种救赎，是人生重要的事情」。

真正厉害的台词都是平凡人会说的话

话说从头，高中起就热爱饶舌音乐的少年Birdy，原先就对语言的韵律、节奏，好奇也敏锐。就读台大工管系期间，去戏剧系修了一门「西方剧本选读」，在老师纪蔚然的带领下，「才知道世界上有剧本这种东西的存在」。后来开始买剧本、读剧本，考上台大戏研所，也曾在校内自导自演自己的剧本。「对语言有感觉」的所长，也在多部得奖剧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接触电影编剧，则是他创作路上目前为止的一大转折。刚开始，曾有电影界的前辈给他建议：「受剧场的『余毒』太深。」他认真琢磨，三年不写剧场剧本，除非去捧朋友的场，甚至尽量不进剧场看戏。直到现在，他说：「慢慢地，比较能区分出两者语汇的不同了。」比如，现代剧场注重「形式」的运用，就不是影视剧本工作的著眼点。

冯勃棣笑说：「现在看以前的剧本，会觉得不好意思。像是以前很爱玩语言上的谐音，现在觉得，没必要说台词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说那么多话。真正厉害的台词，都是平凡人会说的话，放在对的地方。而不是那些雕梁画栋的台词。」自陈「审美观有所改变」的他，除了特意切割从前经营的题材、手法，现在也更看重故事、角色本身，并将电影编剧的手法，融入为剧场演出所写的剧本。不过，他也说：「还是需要写剧场的剧本。」毕竟，相较于电影编剧工作的诸多考量、限制，剧场编剧相对更形自由，更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

咖啡馆里，冯勃棣仍然像是「当年那个饶舌大男孩」，穿著帽T，手上的笔转个不停。不过，现在的他，除了掌握著对文字的敏感度，保有对情感温度的灵光，更透过跨足不同领域的探索，深入挖掘内心探问，展现对人性更为宏观的凝视目光。或许，也正如《Dear God》所写：「我们沿著边缘逃跑，在世界的边缘，在集体意识的边缘。边缘比较冷，边缘比较黑，但边缘是有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