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上楼，走廊上就已传来作曲家爽朗的声音；碰了面之后，那响亮的嗓门配上笑得弯弯的眼睛，勾勒起多年前的记忆。记得当年在学校里，每当合奏课一到，就可以看见卢亮辉站在指挥台上「跳舞」，为了带动学生们卖力演奏，他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激动挥舞、又唱又叫。每在乐曲进行到高峰处，他就会不自觉地提脚用力一跺，这时，连楼下教室都会摇晃。听到声音，师生们常相视而笑，像是心神领会地说：「喔！卢老师的课又到了！」提起这件事，卢亮辉开怀地笑了，用他独特的乡音揶揄自己说：「我记得有个学生这样形容：『卢老师啊，每年都会有个更年期，时间一到都会发作！』」

虽然不是指挥，但他投入音乐的热情，却是全心全意的。他想起有次指挥家罗彻特（Michel Rochat）要来台指挥，却临时病了，乐团只好找他代打指挥自己的乐曲。为此他准备了安可曲，把他几首知名的曲子串起来演出，没想到演后造成轰动，观众鼓掌喝采让他连连从后台出来谢幕，几乎下不了台。演后他收到台大国乐团团长写来的一封信，谢谢他带来的感动，因为这些乐曲是陪伴著他从国小、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成长的印记。

那卢亮辉自己的成长呢？身为印尼华侨，他历经了印尼、中国、香港到台湾四个地区，不但吸取了各地的养分，也因地制宜地创作了各式各样的音乐。埋首沉浸在豆芽菜与小节线堆里，直到今年台北市立国乐团要以他为名办音乐会，他才惊觉自己早已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回首算算，一待，已是卅年了！

一首毕业歌  踏上音乐院

卢亮辉小时候的印尼就像台湾，美国来的电影很受欢迎，没有机会学琴的他喜欢看电影，看到悲伤的剧情配上音乐，总是让他泪流满面。心里暗暗佩服这些作曲家，向往电影音乐的念头也悄悄萌芽。十二岁的时候，到同学家，听见钢琴的声音就爱上了，一边请同学教他，一边也要求妈妈让他学钢琴。正巧堂妹家买了一台琴，也请了老师教，他就这样跟著学，一路到高中。快毕业时，大家讨论著每个人要表现什么，他想了想便自告奋勇说：「我要写一首毕业歌！」于是转头邀另一位同学写词，由他来谱曲。

到底哪儿来的勇气？卢亮辉笑著说：「在学校我的文学、化学、理工都只有勉强过关，但是我的音乐却是全班最好的，歌也唱得不错，很受同学们赞赏。」那，事隔这么多年，还记得毕业歌怎么唱吗？不料他立即精神抖擞地哼：「同学们、同学们，再见、再见、再见了！」但是，怎么听起来像支进行曲？原来当时印尼华人多受左派影响，歌咏的歌曲多半是带有群众思想的《黄河》、《五星红旗》等「爱国歌曲」。唱多了，不但风格相近，连未来也往中国大陆去了。

但到中国做什么？灵光一闪，不如去报考音乐学院。只是拿到简章后，却拿不定主意要选哪个学校？先尝试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好了，想不到同为华侨的朋友听他唱完就说：「卢先生，你声音的本质还不错，但是你的口齿不清。就算你考上了，老师也肯定要矫正你的咬字，起码要花两年。」他心想，两年，花这个时间太浪费了！于是改考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了考场，教授要他唱歌，他唱了；让他弹琴，他也弹了。最后问：「他你有什么作品？」他心想「糟糕」，也只好硬著头皮交上了那一首毕业歌。看著别人交的都是合唱曲那种大作品，他心想一定考不上了……

殊不知结果竟然榜上有名。他纳闷地进了音乐院，才从教授口中得知他群众歌曲的写法受到青睐，相较于那些已经定型的考生，卢亮辉就像一张白纸，能够改造。只不过，再写的歌曲第一句又是军歌式的「社会主义好！」这次作曲老师终于皱起眉头，规定他每次上课都要背一首民谣。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再加上文革时期，有段时间学音乐的都要被下放农村采风，与农民同吃同住，让他对各地民谣了若指掌，不管什么样的民谣、戏曲，信手拈来就是一段。纵使是学西乐出身，但他抱持著「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信念，不断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他说：「在大陆十几年，我可以说是学到了中华民族的根。作为一个作曲家，我不停地吸收，所以在我的音乐里就是百花齐放。我不要只形成一种风格、不要局限。但如果没有这番薰陶，我是写不出那个韵味来的。」

创作  改变了他的命运

但是，在那个大环境下，许多艺术创作无法自由伸展，于是他另寻理想之地，在一九七三年来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时代。然而音乐在西方管弦乐团为主导的情况下，国乐是边缘、不受重视的。幸好在志同道合者与官方人士协助下，香港中乐团在一九七七年成立，他也借此机会考上低音大提琴手。当时的音乐总监吴大江提倡国乐交响化，但单靠一些现成的传统曲目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远不及应付乐团的演出。得知卢亮辉是学作曲的，就请他为乐团创作一些作品演出，并且担任一些任务性的编配声乐家与舞蹈音乐。在那个快速又多变的环境里，他也不能墨守成规。为了跟著潮流迈进，他抽空猎取爵士乐的和声与手法，运用在作品里。那对段充实的时光对卢亮辉来说，是挑战，却也是满满的收获。

一九八六年，卢亮辉与吴大江合作，联袂来台。为了赞颂美丽的高雄，他创作了一首《港都之春》交响音诗。那是一首包含两百位合唱与国乐团合奏的乐曲，在高雄演出。当时高雄市国乐团还是一个业余的团队，水准没有现在高。一听说当时的高雄市长苏南成要带外国人到场聆听，他紧张得不得了。幸运的是，演出不但顺利，效果更出奇地好。结束后市长上台致词，高兴得表示他没有想到国乐竟能够反映高雄城市的精神与风光……我支持你们！岂知隔天报纸上纷纷以斗大的文字记下「苏市长支持高雄市国乐团成为专业乐团」！

君无戏言，果真，乐团就在这样的「推波助澜」下正式成立了。回想这段往事，卢亮辉面露得意、咯咯地笑著：「我一首曲子，竟然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一首曲子不仅改变了乐团的命运，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由于太受欢迎，乐团非留他不可，他也就顺势答应了。留在台湾之后，他发现自己竟然非常适合这个地方，不但三○年代的周璇、白光都是他熟悉的，连刘家昌、余天、江蕙这些流行歌曲也都是他耳熟能详的曲子。更有趣的，是他妈妈原是厦门人，因此他从小就讲得一口流利的闽南语，来到台湾更是沟通毫无障碍。他打趣地说；「我妈妈的样子，就跟台湾一般的妈妈是一样的，所以我常跟邻居的欧巴桑说：『你跟我妈妈好像耶！』每次去吃早餐，他们会问：『要呷什么？』，我都说：『沁蔡啦！』然后去理发，我只要唱一小段最近正在编的流行歌，他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

卅年  歌咏台湾情

不过，他的曲子，也有那种「听不出来是什么」的时候。就像他的长笛协奏曲《春风夜雨情》，完全是用台湾歌谣形式编写的「卢式民谣」，听著听著，好像就快要认出那是邓雨贤，或是江蕙唱的歌，却又不是。然而浓得化不开的乡土风味和如泣如诉的旋律，在国乐音色的衬托下，显得优美而又哀伤。那是身为台湾人共同的印象，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绝对听得出这种再亲切不过的语法，而卢亮辉就是能撩动这种无名的乡愁，让听者不禁潸然泪下。更难得的是，即使不是台湾人，也能够喜欢上到那种浓烈的情感。连中国来的作曲家都不相信他是在对岸接受作曲训练出来的。对于这样的疑惑，他歪著头笑答：「如果我跟你们一样，那我就完了！」

当然也有人批评他的曲子太通俗、太不国际化，但他只问「艺术能不能感动人？」「能不能像贝多芬、柴科夫斯基那么好，我不管，我只要创造出我们华人的音乐，让人感动，那就行了。作品要成功，一定要与民同心、与民同乐、与民同享。『曲高』还要『和众』，如果作品没有得到支持，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卢亮辉想起刚到台湾时，有小学家长听了他的合奏曲《春》，激动得到后台跟他说：「你的曲子太美了，我决定把三个孩子交给国乐，让他们去学习。」他这才知道，原来他的曲子，也可以扭转学生家长的印象，让原先可能学西乐的孩子留在国乐，为未来播下种子。

的确，在卢亮辉来台湾之前，台湾的国乐还停留在业余阶段，当时的比赛曲目，不是传统乐曲，就是少数台湾作曲家所创作的作品。在引进了他的曲子之后，乐坛起了变化。老一辈不太认同，但年轻人每每拿他的曲子参加比赛，都名列前茅。这使得卢亮辉的作品大受喜爱，委托邀约不断。直到现在，每年音乐比赛只要一开锣，都有他的乐曲上演，有时甚至整天下来，就像他的专场作品音乐会一般，参赛团队上上下下换场，不换的只有作曲家卢亮辉。

见证台湾国乐界的程度，从团队看到他的作品难度饱受惊吓，到如今连国小乐团都能驾驭，他欣慰地说：「这个卅年在台湾，我没有白过。」回首来时路，他感叹地说：「是环境逼著我写，如果没有环境，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所以，我的每个作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那么，写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想写的呢？只见他眼睛亮了起来，回答「邓雨贤的《雨夜花》」。那是他来台湾时听到最动人的曲子：「旋律好美、歌词好悲……我到处打听这是谁写的，实在太棒了……我想要再写曲子打动台湾人的心。」看著他哼著曲调、配合双手的手势描绘「……乐曲一开始要有滴滴答答的雨点，然后接著旋律……」我相信，新的一段故事，又即将缓缓拉开布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