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我们所居之地并非国家，而是语言。（We do not live in a country, we live in a language）」，这句出自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之言，是剧评人柯迪维．萨尤（Octavian Saiu）三日讲座中第二日工作坊「连结诸世界，连结众文化─论全球公众领域的戏剧批评」之开场白（注1）。的确，语言之界有时甚至比国界更严峻，它决定了我们个人的认知，更决定了文化传承与知识建构，决定了作品的创作与诠释——正如萨尤须以所谓「国际共通」的英语来介绍东欧剧场，正如三日演讲不可或缺的口译，正如访谈时一段小插曲：萨尤引葛罗托斯基（Jerzy Grotowski）说明“Spectator”与“Audience”之差别（在此他强调的非字根视／听差异，而是个人观众与集体观众的分别），我好奇地问著，葛氏当初的思考是基于波兰文或英文呢？毕竟就我所知，中文并无特别强调这样的分别。萨尤不可置信地说，所有语言都该有单复数的观众区分（这么一说，中文写作中「令人」与「令我」倒是时常混用的）。我苦无机会解释我所居住的语言对於单复数的混用，或也反映著「个人是为了成就群体」的价值观。但这短暂的争辩倒证明了建构在语言上的文化翻译／转译，自有其不可避免的落拍。

掌握已知承认无知  才能开始面对未知

于是，拿著不同语言护照的我们，如何成为萨尤于香港座谈受访时自诩的「国际评论人（global critic）」呢？（注2）这是我对萨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毕竟我们皆同意，再有学识的评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特别是今日当我们以评论人的身分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戏剧体系甚至是跨界训练的作品时，我们又有什么立场掌握话语权？

近年与中国乌镇艺术节合作密切，且长期关注日本剧场的萨尤以自身经验回应：「我经常去日本，对日本剧场、传统演出多少有点认识，但我从不会试著要了解关于日本传统戏剧的所有一切，相反的，我会让自己保有某些空间去惊叹、赞叹那些意想不到、出乎意料的所见，那些我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秘。」并引用挪威剧作家乔恩．弗斯（Jon Fosse）之言：「我们全然了解的，就不再存在了。（that, which we completely understand, ceases to exist）」，强调全知就丧失了吸引力，剧场一定要有未知的神秘。在此同时，评论要能理解到自己理解力的界线。换句话说，掌握自己的已知，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面对神秘的未知。

在已知与无知间的平衡点，正是评论得以施力的空间，这也是为何萨尤提醒著：「评论也是观众，只是是更有相关知识的观众。」（注3）一旦评论人忘了自身观众的身分，误把自己当作真理代言人，以为自己有权力、有立场告诉其他观众「剧场是什么」，抑或是告诉创作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则会让评论陷入险境。「评论提出诠释（interpretation）而非判决（verdict）。」这是萨尤的信念，「武断的论断不容讨论空间，或许尚存在于十九世纪末或廿世纪初，但已非现在我们对于评论的期待。」现今的戏剧经验，需要另一种对于评论的想像，不再受传统所限制，更深刻也更复杂。

理解并贴近创作者  却须避免成为创作者

「评论也是观众」，实回应于我就萨尤引用葛氏「剧场为演员与观众之相遇」的延伸提问。当然，这或也是萨尤心目中理想评论人的立场——尽管他也坦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于评论人的定义与期待也有所不同。以此反思台湾现况，评论人在创作者与观众两种身分间游走，却早已是见怪不怪的常态。萨尤并未分享同为「小国」的罗马尼亚是否也有类似现象，倒是在一向侃侃而谈的态度中闪现一丝犹疑：「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绝对答案，事实上我每天晚上都在扪心自问。」

评论人该不该是创作者？先不论评论伦理，这却是另一个评论如何「找到平衡」的微妙处。「理想上，评论该知道所有的门派学说、潮流趋势，但同时也得独立于所有门派之外。」萨尤说。距离要够近，才能够懂剧场、够爱剧场；但距离也要够远，才能保持观众立场。针对此议题，萨尤多次强调是他的个人观点：「我反对评论太持续、太热中地投入于某一团体或门派，最终与之成为一体，无法抽身……当你身为剧场创作者时，也背叛了你的观众身分。」只是，萨尤也明言「创作」如此迷人，让评论人忍不住也想成为艺术创作者，唯只能提醒自己也能以评论的身分参与另一种创作。「理解创作者，贴近创作者，却要抵挡心中那股成为创作者的诱惑。」是萨尤对评论身分的另一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