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为表演空间，国家两厅院也自许成为为产业创造对话的场域，从3月下旬开始的「NTCH Salon 剧院沙龙：剧场．议场」，第一个系列以「思辨机构」为题，邀请产业里的各种角色开启对话，用各自的立场阐述，检视、思考艺术机构在文化生态里的公共任务，在时代快速的演进中，各机构又该如何转型。
此系列首场的题目为「机构体系下的创作生产」，邀请苏品文、洪千涵、许哲彬与郑伊里4位艺术家，分享自己在与场馆或机构合作创作的经验中，对自己与机构角色的看法与思考。
时间：3月20日下午
地点：台北 国家戏剧院4楼交谊厅
策画暨主持人：林人中
与谈人：苏品文（艺术家）
洪千涵（艺术家、明日和合制作所核心创作者）
许哲彬（四把椅子剧团艺术总监）
郑伊里（作曲家）
林人中（以下简称林）：两厅院将迈入35周年，而新兴的公立剧院与美术场馆也陆续成立营运，面对生态急速机构化，我们邀请4位崛起于2010年之后的艺术家，来聊聊他们如何踏入表演产业，及近期如何意识到机构化现象与他们作品生产之间的关系。
许哲彬（以下简称许）：我们这世代做剧场的人有很多补助和机会，当2008年台北艺穗节出现，艺术家出道的门槛降低，可以多被讨论、跟其他人交流，《团团圆圆》演完后，台北艺术节跟我们接洽，我直觉的感受是「哇～被看到了！」当时资源还集中在上方，看待机构是抬头仰望的。2011年新点子剧展是第一次跟两厅院合作，在协调档期和预算时，我们觉得有些讨论不该这样进行，但作为年轻艺术家还是告诉自己接受，这就是华人的陋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经验。
以前当前辈找我们合作时，常会告知「我在给你一个机会」，现在这个需求是互相的、有意识地被改变，很多单位都想跟国内创作者合作，平台变多，创作者也有选择权。我觉得场馆和团队，像还没搞清楚对方兴趣就急著在一起的情侣，大家急著做以前没做、做不到的事，机会、对话变多，但细节、内容还没在同一水平。过去10年有很多社会运动影响我们看待威权、体制的视野，但还是蛮「奴」的，都要先做做看，才发现其实不想。
洪千涵（以下简称洪）：2010年北艺大毕业后，我从外表坊和人力飞行剧团开始做创作，因为在外表坊的制作而被北美馆邀请合作，当时也是「哇～被看见了！」念完研究所回来，我投「新人新视野」没上，后来参与中国乌镇戏剧节得了第一名，被关渡艺术节邀请，这好像是一种步骤，没有一开始出来就被别人看见的。这10年来我对文化政策、补助机制抱持正面看法，知道文化部、国艺会可以申请补助，也明白这不是理所当然，蛮感激的。前辈们创造出可以跟随的历程，我们的身体好像就没有抗争的体感经验，要争取资源就是坐下来好好谈、写企划书。
2016年创立明日和合，第一个作品打开领域的界线，剧团申请国艺会的补助，不是做戏剧作品，而是在宝藏岩做三个展览。刚开始有很多可能性，也许有平台，但要自己去创造，才有机会被看见。之后在2018年新点子、2019年TIFA跟两厅院合作，近年则跟北艺中心合作《家庭浪漫》、《祖母悖论》，谈到生产结构，当委制的邀请进入一种惯例状态，有时我会觉得不太健康，没时间思考自己想要做什么、学什么。
郑伊里（以下简称郑）：我2018年投「新人新视野」也没上，后来计划持续发展到现在，投了台中国家歌剧院的驻馆艺术家。我是受古典音乐训练、作曲学院派出身，这10年不管是我、场馆或世界的变化都很大，我原本是钻研音符跟演奏，后来发现自己在音乐表演时是有身体在动、其他乐器在发声的，再往外思考，我做表演对其他人有什么样的意义？会开始这样想跟环境改变、在国外看艺术节的经验有关。
2009年，我得到教育部文艺创作作曲奖，也入围台北数位艺术节，开启我在音乐和数位艺术的创作，那时候很投入在单纯的作品上。大部分的音乐表演都是由一首首的曲子组合成一个节目，而我在国外看到的很多节目，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变频繁、界线也模糊了，很多作品都同时有导演、作曲家、舞蹈家。这些观赏经验触动我、打开我对表演的眼界，才从乐谱跳出来对其他事产生兴趣。跟场馆的合作其实是这两年才开始有，2017年底回来台湾后想要继续创作，才慢慢了解补助、open call的机会。
苏品文（以下简称苏）：我的背景是哲学，2009年考上北艺大才踏入学院，拿了舞蹈创作硕士，却是从担任舞者打开不同的合作。若在台上没有拿到创作者的话语权，就变成执行者，当我发现舞者这身分不够了，我投入的第一个创作是「下一个编舞计划」，从舞者变成编舞者，成为资方而不是劳方，但都还没有跟场馆合作的经验。2017年参加北京现代舞团甄选后拿到第一张舞蹈合约，比较大的感受是从中国回到台湾后，面对首次在舞蹈节的投案落选，开启我看待亚洲、台湾在世界地图上新的感受，「我到底在哪里？」
我在2018年决定称自己为独立艺术家而不是编舞者，开始投入女性主义、性别、裸Nudity的研究，知道自己往不同的方向去。在《少女须知》首演后，收到两厅院「舞蹈秋天」的邀请，首次以个人身分跟机构合作。前面几位提到被看见的「哇～」，我则是想问机构「你确定吗？」研究转向后，我跟机构合作有两个致命伤，首先是我在意女性主义艺术家应该要跟国家机构工作吗？作品跟研究能因此走到哪？第二个是时间，我很注重作品的研究、工作方法，如果在机制里能有更多时间和工作基础，就不用有救火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一定要受国家补助、委制，我是独立艺术的忠实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