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连：新加坡民众戏剧的缺席
尽管亚洲民众戏剧的连带网络自1990年代逐步扩展，新加坡的身影却始终缺席，这一直是郭庆亮心中的一道困惑。对此，钟乔坦言，当年曾与菲律宾亚洲民众文化协会（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下称ACPC）的导演Al Santos期待邀请由郭宝昆率领的实践话剧团参与。然而，考量新加坡政治环境的敏感性，尤其郭宝昆曾于1976年在人民行动党的左翼清洗行动中，因《内部安全法》与一大批华语剧场工作者一同遭拘禁，这使钟乔与ACPC选择审慎以对，最终错失了促成这场交流的契机。
回溯新加坡华语剧场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其与政治压迫历史之间的纠葛。自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左翼进步思想长期影响本地剧场风气，尤其华语戏剧作品最为鲜明。尽管新加坡作为冷战反共阵营的一支，戏剧却仍积极介入底层的社会运动，不仅回应时代处境、批判时局，也深化了剧场作为公共论述平台与政治动员的社会功能。然而，随著新加坡政府对华语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打压日趋强硬，剧场的公共性逐渐被噤声，曾经强而有力的政治表述空间亦被大幅限缩。甚至在1994年，论坛剧场方法曾被视为危害公共秩序的艺术形式而不予补助；直到2003年，经由郭庆亮与戏剧盒的协商，才最终促使其正式「解禁」。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文化治理模式与其全面推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扣。英语主导的语言政策、以商业效益为核心的艺术价值体系，使得英语及市场导向的戏剧作品逐渐成为舞台主流，更体现于艺术审查制度以及对艺术社会功能的界定与收编之中。这包含新加坡为向高度发达城市看齐，于2000年颁布《文艺复兴城市报告》，此举牵动戏剧盒在当时因艺术走向不明确，转而制作许多以娱乐性及迎合大众消费社会消遣的喜剧和音乐剧。直至2002年后，戏剧盒才逐渐意识到戏剧的社会性，并将布莱希特美学观与波瓦的实践方法融入往后的作品中，重新寻找与文化制度及补助机制进行斡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