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连：新加坡民众戏剧的缺席
尽管亚洲民众戏剧的连带网络自1990年代逐步扩展，新加坡的身影却始终缺席，这一直是郭庆亮心中的一道困惑。对此，钟乔坦言，当年曾与菲律宾亚洲民众文化协会（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下称ACPC）的导演Al Santos期待邀请由郭宝昆率领的实践话剧团参与。然而，考量新加坡政治环境的敏感性，尤其郭宝昆曾于1976年在人民行动党的左翼清洗行动中，因《内部安全法》与一大批华语剧场工作者一同遭拘禁，这使钟乔与ACPC选择审慎以对，最终错失了促成这场交流的契机。
回溯新加坡华语剧场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其与政治压迫历史之间的纠葛。自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左翼进步思想长期影响本地剧场风气，尤其华语戏剧作品最为鲜明。尽管新加坡作为冷战反共阵营的一支，戏剧却仍积极介入底层的社会运动，不仅回应时代处境、批判时局，也深化了剧场作为公共论述平台与政治动员的社会功能。然而，随著新加坡政府对华语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打压日趋强硬，剧场的公共性逐渐被噤声，曾经强而有力的政治表述空间亦被大幅限缩。甚至在1994年，论坛剧场方法曾被视为危害公共秩序的艺术形式而不予补助；直到2003年，经由郭庆亮与戏剧盒的协商，才最终促使其正式「解禁」。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文化治理模式与其全面推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扣。英语主导的语言政策、以商业效益为核心的艺术价值体系，使得英语及市场导向的戏剧作品逐渐成为舞台主流，更体现于艺术审查制度以及对艺术社会功能的界定与收编之中。这包含新加坡为向高度发达城市看齐，于2000年颁布《文艺复兴城市报告》，此举牵动戏剧盒在当时因艺术走向不明确，转而制作许多以娱乐性及迎合大众消费社会消遣的喜剧和音乐剧。直至2002年后，戏剧盒才逐渐意识到戏剧的社会性，并将布莱希特美学观与波瓦的实践方法融入往后的作品中，重新寻找与文化制度及补助机制进行斡旋的方式。
重省：持续被命名的「民众」
无独有偶，台湾剧场自解严后，逐渐进入市民社会的治理规章。自1990年代起，随著《文化艺术奖助条例》（1992）等相关补助政策出现，台湾文化治理逐步迈向如钟明德所提倡的「专业化、制度化、普及化、本土化、多元化、国际化」方针（注3）。这包括1994年启动的社区总体营造，抑或2002年「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等推动，皆以补助资源将「社区剧场」纳入文化政策架构，视为培力公民意识的重要工具。
这种由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也使得原本在冷战／戒严体制下与国家处于对立位置的「民众」概念，逐步发生内部的位移与转化。当剧场被纳入国家文化治理体系，成为政权建构公民意识的工具时，民众主体的位置与能动性也随之变得暧昧不明——「民众如今何在？」、「民众应如何被命名或辨识？」正是钟乔与郭庆亮反复思索与对话的核心问题。
对此，钟乔提出了他的回应：他认为，「命名」不应被视为一种封闭性的定义，也不该只是社会变革剧场的代言与象征标签，而应是一种在「民众性」与「艺术性」持续辩证过程中所留下的实践痕迹。正是在这种无法被简单命名的流动之中，民众剧场的文化行动才得以持续生成，亦因此国际民众戏剧节至今仍不断发生、延续，成为连结行动者与民众的有机平台。
「因此，这的历程，很多时候是在山路的曲径中探索前进，若想不遇断崖，就得穿越重重迷雾，得以在雾气消散时重见天日。」钟乔如此反思。
注：
- 钟明德：《台湾小剧场运动史 : 寻找另类美学与政治》（台北：书林，2018年），页259-260。
〈钟乔X郭庆亮 在边界相遇——台湾与新加坡亚洲民众戏剧工作者的历史轨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