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She是烏帕塔舞蹈劇場邀請希臘視覺藝術與編舞家迪米特里．帕帕約安努編創的作品，舞作結合了兩種美學：既有碧娜舞蹈劇場，從日常生活姿態的引用中，截取身體動作，來探索「為何而動」的內在深層動機；又有帕帕約安努從自身希臘神話與形上學所提煉出的寓意，落實在其視覺藝術的美學之中，混合人體與素材如木頭、塑膠、金屬等，形塑而成馬戲般特技的肢體展現。而從這個作品裡，也讓人感受到導演對碧娜與烏帕塔舞蹈劇場，一份深摯的情感與祝福。
自二○一七年#MeToo反性侵與性騷擾行為的議題，從網路上開始廣泛傳播，到發酵衍生出性別平權運動，與現今以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為代表，所倡導的民粹、保守、倒退的主流價值，形成與之抗衡的力量。這樣的性別平權運動亦會表現在戲劇上頭，因為劇場從來不自絕於外，退縮於舞台空間內自我封閉，反而體現其特殊的表述載體，得以戲劇來反映現實，表達身處於現今的風潮中，自我安身立命的價值與對外在世界的看法。這樣的表現可以從二○一九年一月的英國倫敦劇場，兩位英國目前當紅的女性劇場導演瑪麗安．艾利奧特（Marianne Elliott）的作品Company，與凱蒂．米契爾（Katie Mitchell）執導的When We Have Sufficiently Tortured Each Other，可見一斑。 主角翻轉性別 突顯女性生命抉擇的緊迫 以《戰馬》War Horse一劇聞名的艾利奧特，所導的舞台作品《深夜小狗神秘習題》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雙獲英國奧立佛獎與美國東尼獎最佳導演，她一直想將美國百老匯重量級詞曲作家史蒂芬．桑坦（Stephen Sondheim），一九七○年根據喬治．佛斯（George Furth）原著創作的音樂劇Company，重新搬上舞台。但苦無機會，一直到她和製作人克里斯．哈波（Chris Harper）合作成立自己的公司，才如願以償。 Company講述在七○年代紐約曼哈坦，一位單身男子Bobby，和他五對已婚夫婦好友之間的互動往來，帶出婚姻、愛情、友情、人生的命題，特別是在Bobby的卅五歲生日，讓他意識到他到底要再如何往前？自己到底身處何方？婚姻會是他最終需要考慮的結果嗎？置放於廿一世紀的現今，艾利奧特勢必要改動原先設定的時代背景、社會景況的變異，沒想到最大的更動，是經製作人哈波的建議，將主角男性的Bobby改為女性的Bobbie。 艾利奧特不希望這樣性別的改動只是為了譁眾取寵，是為了女性而女
究竟要吸引觀眾關注的「青少年劇場」定義為何？所預設觀眾群到底是青少年，還是關心青少年議題的觀眾？所表現的內容和主題與青少年有所相關，即可稱作「青少年劇場」嗎？這屆新點子劇展並未提供明晰的答案，也讓這樣的命題成為一個假議題，無法達到預設的目標，最後卻彰顯出這樣的青春宣言，僅停留在啦啦隊口號似的虛張聲勢。
蘭陵重演《演員實驗教室》置放於當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至今蘭陵所薪傳到第二代或其他年輕的劇場工作者，他們與蘭陵之間的連結亦是為何？這裡就不免質疑《演員實驗教室》為何要選在國家戲劇院偌大的舞台，猶以兩邊黑幕隔成像排練教室的空間與出入口，嚴重阻隔兩側觀眾觀看的視角，實驗劇場小而美，更可拉近觀眾的距離，不是更符合當年實驗的精神？
在這部有如展示人類史詩的表演內，看到人類的誕生、成長、個體逐漸形成群體、出現象徵文明形成的陶甕、如箭雨落下的麥田收割、到太空人在廣袤浩瀚的宇宙探勘、地球化作被肩負在人類肩膀上的球體可供嬉戲把玩，「偉大馴服者」這樣的標題用來指涉人類如何成為天地萬物、包含宇宙天體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馴服者，但是如影隨行仍是闇黑的底蘊死亡，這是人類所無法馴服的對象。
以詹明信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套用在這三齣戲上，其主要特徵為「主體的死亡」：王嘉明所要表述的沒有中心和意義；「客體的溶解」（真實消失了）：高俊耀要主客不分、卻更顯見歷歷分明；語言則為「符徵之流」：李銘宸符徵與符旨的斷裂，符徵不再對應去「回譯」成它們的符旨。但以過往理論如此套用現今的製作，亦沒有多大的意義，只是再次驗證所標榜的實驗創新早已有前人所為。
我們既需要酒神來破除外在種種社會約定俗成的制約，但同時亦需要日神的邏輯、與嚴格的自我觀照訓練，來運作日常的世界。如何不囿限於外在社會意識形態的束縛，亦不漫無邊際地追求自由，須回歸到本我的內在，去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這可能是《酒神的女信徒》所帶給台灣觀眾的一份禮物，讓這一夜台北的星空如此希臘之外，可以留在觀眾心中縈迴再三、反覆思量的餘響。
三個劇本中，標題直接以「家」入味的《拼裝家族》，卻是最嚐不出「家」的況味，究竟為何？問題在於表面上最政治正確來探討「他們不是一家人，卻有著一家人的情感聯繫和底蘊」（節目單〈編劇的話〉），卻提不出那麼到底「家」是什麼？編劇服膺在外界主流價值所形塑「家」的構成元素，卻無法對於這樣的「家」提出反證，去說服觀眾往往最陌生的人，反而比自己的家人更為親近。
歐利維耶．畢骨子裡是如此悲觀、無望、憤世嫉俗，其心態更接近「荒謬劇場」劇作家對於生命虛無的態度，猶如尤涅斯柯所述：「荒謬就和沒有目的的存在人一旦和他宗教的、形上學的、和先驗的根源切斷關係，他就失落了。」歐利維耶．畢自己從《李爾王》看見彌賽亞降臨的預言終結，因此，在他所詮釋的《李爾王》中，讓觀眾看到人類所有的行動，均變得無意義、荒謬、無用。
開場這段無聲的身體表現，接續而來進入第一場年輕貴族之間的談話，男演員從無角色區別的身體，轉換成劇中有名有姓的貴族身分，竟毫無扞格、沒有違和感，讓原著劇本中，安排幾個衣著華麗的年輕貴族，手裡拿著假面具，在平台上談話的平板舞台指示，轉變成充滿動能、活躍的身體動作去帶出台詞，開場的場面調度，已令人印象深刻。
舞者所用的身體，與一位作家所使用的語言一樣，不僅止是表達的工具，亦是主觀存在的狀態，以及體認外在世界的方式。當放棄掉作為表述的身體，採取文本的語言來代換，猶如一片片肢解自我的殘體，重新被貝克特的文本拼裝起來，卻再也不是自己的身體。
跨國製作風潮不歇，從年初兩廳院的《愛情剖面》，臺北藝術節的《目連拯救母親大地》、《九面芙烈達》，到近期由廖瓊枝主演的《殘酷日誌》，都是國外編導與台灣團隊或演員的合作。但令人期待的合作卻未都令人滿意，過程中處處顯露跨國合作的不協調與表演體系的不同調，舞台上語言、聲音表達轉譯也呈現嚴重斷裂。製作期短讓本地演員難以消化文本建構自然的語言表演，不諳本地語言的外籍導演也無法進入語境與演員工作，都是未來跨國製作須注意改善的方向。
真實生活的狀態不會完全像導演在創作說明所述的如此單純與單一，還是經由人類複雜的大腦運作，去想像、思索、實踐出來的。因此，生命中「擺爛」的狀態，也不是在舞台上隨便擺幾個芭蕾的動作，讓沒有舞蹈動作底子的人模仿諧擬，引起觀眾竊笑不已，就是一種擺爛，當「擺爛」成為一種態度的時候，就只是淪為一個流裡流氣的痞子而已。
《烏布王》導演與編劇都選擇採取距離的「疏離」，去看待過去的歷史。但這一段南非於一九七六年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所引發的動亂，而遭致軍警、特務血腥鎮壓的暴行，卻因為時空的距離，和表現手法的陌生化，讓觀眾離得更遠。而這樣的做法，是否同樣讓觀眾置身於旁觀他人無關自身痛癢的痛苦，也如加害者一樣無感？
導演用其最擅長的手法：讓男女裸體去測試演員自身和觀眾觀看角度的限度。赤裸顯露自身，裸體用於展示。但弔詭如伯格所言，赤裸的詛咒是永遠無法赤裸，你的表皮和你身上的毛髮變成一種偽裝，裸體反而變成一種衣著的形式。所以，當演員赤裸站立於觀眾面前，倒不是不著一絲一縷的身體讓觀眾不安，而是這樣的裸體讓演員與觀眾逼視自己內在焦慮究竟為何？
比利時導演蓋西耶想借助現代科技，找尋劇場敘事的可能性，反而更遠離劇場的核心套用葛羅托斯基的話：「劇場的核心就是相遇。一個進行自我揭露的人可以說是一個建立與自我聯繫的人。」劇場的作品本就可以表現現代人類的荒蕪、孤寂，但不是讓自我個體也沉淪在此氛圍內無法自拔，甚至助長此一趨勢，讓舞台成為一處呢喃自語獨白的心靈垃圾場。
易卜生所投射的索爾尼斯卻不顧現實晚年的局限，他的過去反成為防衛的武器，奮力一搏獨自爬上高塔，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這也是黃建業的最後詮釋，透過底下眾人之口，交相實況報導索爾尼斯從高處摔落的景況，卻用一盞投射燈將他的身影，放在舞台的最高處，化做一尊雕像。
導演並置事件濃縮在舞台共時性的當下發生，提供觀眾自我選擇來重新組裝，卻隱隱然明指唯有把演出的單個場景或微型結構聯結起來，才有可能看見整體。但其中的意義一再被削減甚至不存在，就像卡爾維諾所言：「認知就是把某些東西強加入真實事物中，從而扭曲事實。」
回顧當年那些人所做的那些事，冀望這些新導演能從前人經驗學習到什麼，理解到什麼，甚至推翻什麼，超越什麼，前提是要翻新前需要先去理解，並重新思索台灣劇場面對演員訓練貧乏的瓶頸，似乎是在時光流逝中，台灣現代劇場所能承續下來、令人拭目以待的未來，且不用等到世界末日那一天的到來！
戈爾德思以文字稠密著稱，如果無法超越他的理念想法，導他的劇本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處理他的語言，並從舞台指示的罅隙中，找出其內在豐富的意涵。王嘉明的《R.Z.》多處地方不去兼顧文本的意指，使其扁平地滑溜過去，不禁讓人懷疑導演是否曾認真去解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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