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絕少出現在台灣劇場之中，成爲共同的記憶與經驗。面對激越而戲劇性的台灣歷史事件，國內多數民衆大多感到十分陌生，不僅林家故事如此，所有台灣開發史上波瀾壯闊的史詩，莫不如此，藝術學院戲劇系此次推出此劇，正是在爲建構台灣當代劇場做嘗試。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紅旗．白旗．阿罩霧》
5月17-19日
台北社敎館
移墾時期的台灣移民經常面臨天災人禍的威脅，各族群、聚落之間也因土地、水源的爭奪而結仇，各擁武力，常引起大規模的分類械鬥，甚至激發民變，而這些衝突的前因後果又與官方勢力的介入有關。
紅旗、白旗
正統與非正統
十九世紀中葉台灣中部的戴潮春、洪欉、林晟等人舉兵反淸，殺官掠城，原因在於反抗官府的侵壓，再則出於對宿仇阿罩霧（霧峰）林家的報復。尙時依附戴軍的村莊揷紅旗爲標幟，而支持政府軍的則揷白旗以示「淸白」，紅旗大戰白旗，這是淸代民變常見的情形。
民衆常因血緣、地緣之故，依違於紅旗與白旗，「正統」與「非正統」之間，紅與白因而產生許多粉紅色地帶，十分荒謬，也十分無奈。曾經舉紅旗謀反的「暴民」可能在數代後舉白旗效忠政府；而高舉白旗的家族也可能一夜之間，反白爲紅，然後被打爲亂黨。戴潮春事件中持白旗平亂的霧峰林家與持紅旗（或揷靑旗）謀反的北勢湳（草屯）洪家，正是這樣的例子。
戴案之前的林爽文反淸事作，時居大里寸（大里）林家先祖因與林爽文有同宗之誼，被捲入紅旗之禍，以至田產被沒收，備嚐艱辛。十八世紀末，林家由大里遷居霧峰，逐漸累積財富，成爲地方大族。但因水源問題與後厝（草湖）的另一支林家有殺父之仇，林文察、文明二兄弟千里尋仇，將後厝林和尙剖心割肉以祭乃父。後來，兄弟帶罪入伍，率領林家鄕勇至浙江征剿太平軍，這支戰鬥力高過綠營的台灣兵迭建奇功，林文察也因而官拜陸路提督，並回師征剿紅旗。
相反地，林爽文事件中高舉白旗，並 因功受到淸廷賞賜有加、旗衆勢大的草屯洪家在戴潮春、林晟舉事時，因與戴林友善，又與霧峰爭奪烏溪水源而結怨，因此選擇紅旗，對抗白旗。洪、戴、林三姓及其支持者事敗之後，原有田產被充公或歸林文明所有者不計其數。不過，林家兄弟由中國大陸回師平亂時，當時的台灣道丁曰健因爭功而生嫌隙，而在日後處理叛產問題時，又招致民怨，最後仇家在官方慫恿下，反控林家，埋下日後林文明被殺的禍源。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七日，篤信媽祖的副將林文明，率領一支進香隊，伍欲至笨港進香，被辦案專員凌定國誘騙至彰化縣衙，當場血濺公堂，罪名是侵佔叛產，欺凌民婦，聚衆謀反。當時指控他的草屯洪家、柳樹湳黃家及後厝林家在戴潮春事件中，皆與紅旗對抗官軍，與林文察、林文明家族勢同水火。林文明被殺、林家兵勇群起激憤，正打算圍攻彰化縣城，文明之母戴氏適時制止，消弭了一場可能的民變，而後戴氏多次上京控案，爲子鳴冤。
林家這件公案纏訟經年，最後不了了之。而民間對林文明「壽至公堂」則另有說詞，整個案件恐怕只有慈祥的媽祖才知道眞相，因爲祂見證了整個複雜的過程。不論是林家、仇家都是媽祖的信衆，而官方對於媽祖信仰也一向敬重有加，神聖莊嚴的媽祖祭儀無可避免地成爲暗濤洶湧、遂行陰謀的場景。
霧峰林家在林文察和林文明時代，因戰功進入官僚階層。而後林文察戰死漳州，林文明以匪寇之名被殺，從政治、社會的角度，都有其弔詭的「實情」，官方猜忌、地方大族問的鬥爭和自身的私欲，冤冤相報，血的復仇，滾著人性的貪嗔癡怨，都是造成林家公案的原因。
台灣開發史上的史詩
面對如此激樾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多數民衆卻是十分陌生，即使這是台灣民間社會常見的例證。其實，不僅林家故事如此，所有台灣開發史上波瀾壯闊的史詩，莫不如此，歷史絕少出現在台灣劇場之中，成爲共同的記憶與經驗。長期以來，台灣舞台上看到的恆常是鑼鼓喧天的中國英雄傳奇與才子佳人，即使多元開放的當代社會，劇場呈多元化發展，傳統、現代、西方、東方各種類型的戲劇都有展現的空間，美中不足的，仍然找不到台灣歷史的影子。整體的戲劇環境仍明顯以西方孕育的戲劇美學爲主流，一般人所瞭解的台灣戲劇，不是專指布袋戲、歌仔戲等「民俗戲曲」，就是現代生活場景──「靑春悲喜曲」或「台灣亂象錄」之類的演出。
台灣千百年來的歷史發展、人文環境與族群變遷，一直沒有成爲劇場語言與文化史的一部分，彷彿它從未曾發生，以致於劇場對於歷史的紀錄竟是一片空白。缺少了共同的歷史經驗，所謂「劇場」也者，自然就屬於少數「劇場人」的專利了。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一九九六年製作的《紅旗．白旗．阿罩霧》霧峰林家故事的劇場呈現。關於林家歷史的資料與論述甚多，在錯綜複雜、長篇累牘的文獻、硏究中，類似吳德功《戴案紀略》所云：「賊用紅旗，官用白旗，爲賊者蓄髮以別之」的紀錄大概不容易爲史學家與地方文獻專家所留意，但對劇場來說，「紅旗」、「白旗」卻具有強烈的視覺色彩與豐富的舞台語言與象徵效果。
《紅旗、白旗、阿罩霧》的戲劇結構，是以林母載氏京控案爲經緯，用倒述方式從林家、仇家、官方三方面立場來呈現林文明「正法」事件。歷史場景中出現許多民俗藝術質素，諸如戲曲、說唱、迎神祭儀，這些民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與帶悲劇性格的林家人物的舞台呈現同時俱進，相互感染，企圖透過完整舞台形象凝聚、塑造簡煉的歷史意象。
不過，正因爲劇場的質素、內容迥異，這齣使用許多台灣歷史、民俗傳說、福佬語言、戲曲元素的製作顯得格外艱難，因爲已經脫離了參與者熟習的知識背景與學習、生活經驗。藝術學院戲劇系師生從希臘悲劇、莎劇、京劇、歌仔戲到不同風格的現代劇場作品多所涉獵，但無庸諱言的，對台灣歷史、人物、地理的了解有限，即使是古蹟猶存的宮保第，可聞可見的地方歷史與庶民生活型態，也極爲隔閡。
嘗試建構台灣當代劇場
但是，這畢竟是建構台灣當代劇場應有的嘗試，也是必須經歷的過程。經過這次的製作，原本連霧社、霧峰都分不淸楚的同學（在台灣敎育體制下，這種現象一點也不奇怪！）多少了解十九世紀、台灣歷史事件及民衆生活之一斑，並勇於挺身面對台灣社會文化，以與實際劇場經驗相互印證、發明，希望能爲台灣歷史劇場尋求時空位置，使它能像文學、美術與其他藝術領域一樣。反映台灣文化的變遷、史觀與現況，進而與現實社會、文化及民衆生活產生互動，成爲當代戲劇的活水源頭。
文字｜邱坤良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