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近八十年人間歲月中的最後二、三十年，林博秋避居在鶯歌中湖的深宅大院，位置偏遠，有些遺世獨立的意味，而這樣的生活其實也是無奈的選擇。初見林博秋，光從粗獷憨厚的外型，很難想像他曾經在台灣的影劇文化中扮演重要脚色。書房裡擺滿日文書籍與各地蒐集來的民藝品，言談中常夾雜著日語，不會（或不肯）說國語，有些傳統仕紳的高傲。但是交談之後，卻立即感受其質樸、風趣的一面。他的語言俚俗生動，非常吸引人。我第一次打電話找他，客氣地說要去向他請敎，他立刻接了一句：「歡迎來請敎兼食午（餐）。」俗又有力的諺語，立刻拉近主客之間的距離。

劇場裡燃燒藝術熱情

雖然貴爲富家子弟，但林博秋一點也不似溫室花朶。他豐富的人生閱歷起源於從小對礦場工人生活的觀察與關懷。二二八之後，許多不同行業的人爲了避難，也到林家的礦場當礦工，林博秋經常跟他們接觸，無形中也增加敏銳的社會觀察力。他所處的時代是台灣近代變革劇烈，熱情文化人在爲台灣文化找尋出路的時代。與一些激情的文化人相比，林博秋的性格毋寧是屬於浪漫而溫和的類型，有其任性、隨興的部分，但也有保守、退讓的一面。他在新竹中學唸完四年級之後，到東京留學，先進入日本大學附設的高中部，畢業後再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課餘則常到東京新宿一帶流連，並進入當地的「紅磨坊」劇場文藝部學習，當時該劇場一個月演出三檔戲，由文藝部同仁輪流編導，不但要寫劇本，還要親自導演。通常都是前一晚排練，隔天就登台，年少的林博秋做得很辛苦，但也學得很紮實。

讓林博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被劇場指派擔任「新年檔」的編導，要做一齣喜劇。爲了這一齣戲，他犧牲了新年假期，每晚都睡在冷吱吱的後台，令他感到淒涼，所以儘管對戲劇興趣濃厚，這位富家少爺也決定不做「內行戲仔」（職業）。

林博秋在「紅磨坊」劇場工作時，也常爲一些小劇團編寫劇本。他曾經編導了一齣《水坪坑》，描寫礦工在礦坑生死界浮沈的故事，表現相當搶眼，因爲年紀很輕，又是台灣人，被稱爲「具有作家骨格」。除了東京的劇場經驗之外，他曾經回台灣和桃園的「雙葉劇場」合作了一齣《阿里山》，由簡國賢編劇，林博秋導演。在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公演時，合作的人還包括音樂家江文也、呂泉生和作家呂赫若。也因爲這一齣戲，讓台北的文化人知道在東京有一位劇場經驗豐富的台灣人。

林博秋大學畢業後進入「東寶映畫」當副導演，對於影片的製作與導演藝術有實質的經驗，也瞭解攝影、剪接、燈光、化妝，場景等電影技術。不久他被公司派到滿州國拍電影，回台灣接懷孕的妻子，立刻被「台灣演劇協會」軟硬兼施地留下來擔任戲劇指導員。

留在台灣的林博秋，經常到人文萃集的「山水亭」流連。「山水亭」的老闆是綽號「古井」的王井泉，他沒有子嗣，也不打算領養小孩，因爲他覺得「養」名士、文人，比養小孩還要爽快。當時「山水亭」學音樂、文學的人很多，就是沒有學戲劇的人才，非常歡迎林博秋的加入。在王井泉的鼓勵之下，林博秋首先在《台灣文學》上發表了《高砂館》；並與這批文化人組成「厚生演劇硏究會」。

一九四三年九月，「厚生」推出《閹雞》（二幕六場）、《高砂館》（四場）、《地熱》（四場）與《從山上望見街市的燈火》（三場），皆由林博秋導演。其中以《閹雞》最受矚目，雖然口白仍用日語，但用了不少台灣民謠，如《百家春》、《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哮啾啾》。這齣戲在「永樂座」演出時，突然斷電，觀衆拿出手電筒，共同照明，才把這齣充滿台灣鄕土色彩的戲演完。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閹雞》被認爲充滿民族意識，也成爲日治時代台灣劇場的經典作。我曾以極虔敬的心請敎他有關這齣戲的演出情形，沒想到林博秋卻淡淡地說：「《閹雞》就是找一些業餘演員好好演一齣戲，哪有什麼政治色彩或反抗意識？演出時停電可能是有人故意作弄，但剛好有人帶手電筒，往舞台上一照，台上人就演下去了。」

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林博秋看來，就跟吃飯、穿衣一般自然。談到這些文化大事，他也是以詼諧有趣的方式帶過，很少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林博秋導演《閹雞》當然有其理念。他的理念出自專業劇場人的藝術品味，與「民族正氣」、「政治」沒太多關係，他不習慣台灣劇場散漫、自由、即興的演出與製作方式，希望引用築地小劇場的新劇方式，透過嚴謹的製作、分工和不斷的排演來展現劇場藝術魅力，只是，這樣的藝術觀點在經歷變局的台灣卻是遙不可及。

戰後的台灣表面自由開放，卻有山雨欲來之勢。「厚生演劇硏究會」、「山水亭」的一干朋友，熱情、積極投入劇場，林博秋反而有些觀望，所以當簡國賢邀請他導演《壁》、《羅漢赴會》時，林博秋覺得政治色彩太過強烈，而予以拒絕。他參加「人劇座」，並編導兩齣舞台劇──《罪》與《醫德》，對於當時貧富懸殊與人性的墮落有所批判，但比起簡國賢編劇、宋非我導演的《壁》卻溫和許多。《壁》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時，舞台中央被一面壁分隔成貧富兩個生活場景，諷刺當時社會的不公不義，引起觀衆強烈的回響，令官方爲之側目，宋非我、簡國賢因而惹禍上身。

因爲拒絕導演《壁》，林博秋與簡國賢從此不相往來，令他感慨不已，因爲兩人情誼屬世交，年齡相近，從小一起長大，林博秋去日本留學時，簡國賢去了上海，有一陣子也到日本，與林博秋住一起。簡國賢常在家做好飯，再送到劇場給林博秋，順便看他們排練，一邊觀摩，一邊也學寫劇本，簡國賢接觸戲劇可說由林博秋引入門，兩人的友情卻又因戲劇而疏遠。在林博秋印象中，簡國賢是一個怪人，留學純粹是爲了追求知識，想學什麼，就學什麼，不計較文憑。林博秋說：「台灣光復時，桃園唯一一個跑到大廟前高呼『中國萬歲』的人就是簡國賢。」沒想到竟於二二八事變之後，死於「祖國」手裡。

《壁》這齣戲，簡國賢只提供劇本骨幹，血肉部分是闖蕩戲台、廣播多年，被林博秋消遣爲「萬能仔」的宋非我加上去的。照林博秋看來，《壁》確實是一齣思想濃厚的戲，但沒有經過思想敎育的人實在看不出它的深意，只覺得赤貧之家很可憐罷了。倒是《羅漢赴會》中有許多調侃政府的部分，容易煽動觀衆。當國府展開逮捕行動時，以簡國賢家族在桃園的深厚人脈，是不難化解這場災難的，怎奈簡國賢堅不妥協，最後被貼上「紅色」的標籤，死於槍下。而林博秋也受到牽連，備受情治單位的干擾，乾脆收山，回家鄕接掌父親的家業。

使命感，毅然投入電影圈

在五〇年代初期的恐怖氛圍中，林博秋除了繼續經營礦業，也投資畜牧業及其他企業，都經營得不錯，但相對地，與文化界的朋友少了交往，也不再過問動見觀瞻的藝文活動了。「我也怕死啊！」林博秋曾自嘲地說。不過，一九五六年何基明的《薛仁貴與王寶釧》大賣座，許多原本明哲保身的文化人也蠢蠢欲動，張深切如此，林博秋亦復如此。也許他們浪漫地認爲，商業與文化結合的影像語言旣可宣揚文化理念，又可避免觸犯當道吧！

林博秋投入台灣電影，基本上還是文化人的使命感使然，他看不慣古裝電影中出現電線桿，拍打鬥畫面，連路邊圍觀的民衆和脚踏車也一併拍進來，而導演在取人物特寫時，鏡頭竟然對著演員鼻孔直照，更令嫻熟攝影的林博秋嗤之以鼻。不過，他雖不滿意當時台語片的粗製濫造，卻更不能忍受他的外國朋友對台灣人與台語電影的批評，在不相信台灣人不能拍好電影的刺激下，他一骨子掉進電影領域。

林博秋於一九五七年成立「玉峰影業公司」、興建「湖山製片廠」，他的片廠占地十餘甲，擁有兩座攝影棚、技術房、道具間及學員敎室、宿舍，器材方面有十六釐米攝影機，以及當時最新穎、可同步錄音的德製和美製攝影機，規模超過當時公營製片廠，設備之完善，堪稱台灣第一。

從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來看，林博秋投身電影事業的想法與做法，極爲理想化。也許出身在富裕家庭，又是三代單傳的獨子，主觀意志與個人理想容易實現，因而習慣依循自己的認知，不受世俗的規範。他自認影劇技巧與理念是看書、看戲學來的，極看不起內行（職業）習氣。爲了提昇國內演藝水準，創立演員訓練班，除了表演、電影相關知識的傳授，也注意學員的藝術與文化修養，希望能培養出爲藝術奉獻的新人，而不是坐轎車、吃大菜的明星。

他說：「我敎學生做戲，也敎學生做人。」這正是林博秋的信念，也是他的浪漫。

「玉峰」除了提供學員膳宿之外，每人每月還支領八百元，但管敎極爲嚴格，女學員不得抽煙，平時不能化妝，曾經有一位父親在「玉峰」擔任佈景製作的女學員，上課時擦指甲油，林博秋毫不顧顏面地，當場罰她洗廁所。「玉峰」嚴格的訓練，被當時的影劇界人士稱爲「道場」。

林博秋的電影生涯始於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收山。前後一共拍了五部電影：《阿三哥出馬》（1959）、《嘆煙花》（1959）、《錯戀》（1960）、《五月十三傷心夜》（1965）、《六個嫌疑犯》（1965），多由林博秋自編自導。在台語片氾濫的時期，別人找北投一家旅社，一、二十天，甚至一個禮拜就可完成一部台語片，成本不過二十萬；而林博秋拍一部戲，自己陳設場景，自己寫「攝影大本」詳記攝影角度，一部片需要一、二個月的工作天，經費也比人家高出一倍以上，而且自我要求嚴格，稍有瑕疵，自己就感到心涼，影片拍完之後，甚至束諸高閣。他所拍攝的五支電影中，《六個嫌疑犯》從一九六五年殺靑，一直沒有上映，他的理由很簡單：拍的不好。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才在電影資料館的電影專家面前「首映」，而不少人還對這支影片的導演手法，尤其是攝影技巧給予不錯的評價。

「玉峰」前後訓練五期一百二十個學員，都沒有簽契約，學成之後可以自由發展。林博秋以學員爲班底拍攝了四支電影，由不同演員輪流擔任主角，打破「捧角」的慣例，這對以「明星」爲號召的電影業而言，只有像林博秋這種「阿舍」才會如此不計票房。後來因爲片拍得少，學員紛紛散去，以致「玉峰」拍最後一支電影《五月十三傷心夜》時，還得從外招募演員。不過，林博秋後來講到「玉峰」訓練出來的演員仍感欣慰，他說：「當時外面的製片公司都很喜歡用『玉峰』的學生，因爲他們都很乖，不會講價！」

「玉峰」時期，林博秋也曾經製作了舞台劇《貂蟬》，外界都以爲「玉峰」走影、劇兩棲路線，林博秋說：「那有啊！這是因爲像德國訂購的攝影機遲遲未來，學員無事可做，才想到排一齣舞台劇，給學員增加磨練的機會。」《貂蟬》由林博秋執導，作曲家郭芝苑編曲，曾經在台北永樂戲院（永樂座）正式公演。郭芝苑先生對於這齣歌舞劇至今仍念念不忘，他比林博秋更熱切希望這齣戲能夠再度演出。

處處地雷的台語片環境

林博秋投入電影的七、八年之間，正是台語片大興，進而大亂的時期，在一窩蜂的混沌狀態中，劣幣驅逐良幣，拍來拍去都是家庭悲劇或裝瘋賣傻的鬧片，所顯現的只是電影人的唯利是圖，毫無文化使命感與藝術素質可言。而政府的電影政策則只扶植國語片，任台語片自生自滅，甚至在題材、語言方面，多所限制。

林博秋獨立製片，不曾得到獲官方的鼓舞與資助，相對於政府六〇年代以龐大的人力、財力支助李翰祥的國聯公司，讓他創造所謂「改變國片歷史的五年」（焦雄屛語），簡直有天壤之別。不僅如此，在反共文藝主導下，有心改善台語片製作環境的林博秋，還得忍受來自官方的各種干擾。各種牽涉到「色」的電影，不管黃色、紅色、黑色、灰色，都可能觸犯禁忌。

林博秋在拍《阿三哥出馬》時，被質疑是否有親印度（阿三）的目的？阿三哥競選和平市議員，是否受到中共「和平攻勢」的蠱惑？林博秋說：「我女兒唸的台北師範在台北市和平東路，我鶯歌的礦場在和平街，對『和平』比較有印象，才想到用和平市，怎麼會有人聯想那麼多？」另外，劇中有一場戲裡「阿三哥」中兩百萬獎金，很多乞丐齊集爲他慶賀，電檢單位也以「台灣哪有乞丐」爲由批評他，並要求剪片，幸好楊肇嘉出面排解，花了一些錢，才得以通關，但是片子已被剪得面目全非。

林博秋以經營事業的盈利來塡補「玉峰」的支出，對他來說，花點錢動用那麼多人來完成他的電影理念是件好玩的事，全家大小每個人多少也跟電影沾了一點邊。老岳父是公司董事長，夫人是財務大臣，小女兒在戲裡當童星，大兒子對戲劇更是熱愛，一天到晚跟著他往片場跑，還說長大以後要當導演。林博秋吿訴兒子：「要考上大學，才可以拍電影。」兒子也很爭氣，一路讀上去，可是當他大學畢業，也打消了做電影的念頭。

「兒子比爸爸聰明」這是他的結論。在大環境不利於台語電影製作的情形下，加上六〇年代電視逐漸成爲民衆生活的重心，林博秋終於結束「玉峰」。「我不玩了！」林博秋的決定就像一個「憨子弟」突然停止玩票，倒也樂得輕鬆。

我曾多次到他那兒「請敎兼食午（餐）」，看他優游山林的生活，十分恬適，有時間則出國旅遊，探望子女，買些當地民藝品，倒也逍遙，但我也常聯想：如果那個時代的政府對林博秋多一分鼓勵，少一分干擾，讓影劇經驗豐富的林博秋願意多拍一些電影，台灣的影劇文化生態將會如何？

林博秋一生衣食無虞，生活美滿，也走得安詳，不過，以他的浪漫個性，空有豐富的藝術經驗與理念，不能爲台灣文化奉獻更大的力量，必然還是有些遺憾吧！

文字｜邱坤良  國立藝術學院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