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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林博秋導演

林博秋先生走了。在參加了他的吿別式後,我一直在想,這位典型台灣文化人走的時候,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一生?……

林博秋先生走了。在參加了他的吿別式後,我一直在想,這位典型台灣文化人走的時候,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一生?……

近八十年人間歲月中的最後二、三十年,林博秋避居在鶯歌中湖的深宅大院,位置偏遠,有些遺世獨立的意味,而這樣的生活其實也是無奈的選擇。初見林博秋,光從粗獷憨厚的外型,很難想像他曾經在台灣的影劇文化中扮演重要脚色。書房裡擺滿日文書籍與各地蒐集來的民藝品,言談中常夾雜著日語,不會(或不肯)說國語,有些傳統仕紳的高傲。但是交談之後,卻立即感受其質樸、風趣的一面。他的語言俚俗生動,非常吸引人。我第一次打電話找他,客氣地說要去向他請敎,他立刻接了一句:「歡迎來請敎兼食午(餐)。」俗又有力的諺語,立刻拉近主客之間的距離。

劇場裡燃燒藝術熱情

雖然貴爲富家子弟,但林博秋一點也不似溫室花朶。他豐富的人生閱歷起源於從小對礦場工人生活的觀察與關懷。二二八之後,許多不同行業的人爲了避難,也到林家的礦場當礦工,林博秋經常跟他們接觸,無形中也增加敏銳的社會觀察力。他所處的時代是台灣近代變革劇烈,熱情文化人在爲台灣文化找尋出路的時代。與一些激情的文化人相比,林博秋的性格毋寧是屬於浪漫而溫和的類型,有其任性、隨興的部分,但也有保守、退讓的一面。他在新竹中學唸完四年級之後,到東京留學,先進入日本大學附設的高中部,畢業後再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課餘則常到東京新宿一帶流連,並進入當地的「紅磨坊」劇場文藝部學習,當時該劇場一個月演出三檔戲,由文藝部同仁輪流編導,不但要寫劇本,還要親自導演。通常都是前一晚排練,隔天就登台,年少的林博秋做得很辛苦,但也學得很紮實。

讓林博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被劇場指派擔任「新年檔」的編導,要做一齣喜劇。爲了這一齣戲,他犧牲了新年假期,每晚都睡在冷吱吱的後台,令他感到淒涼,所以儘管對戲劇興趣濃厚,這位富家少爺也決定不做「內行戲仔」(職業)。

林博秋在「紅磨坊」劇場工作時,也常爲一些小劇團編寫劇本。他曾經編導了一齣《水坪坑》,描寫礦工在礦坑生死界浮沈的故事,表現相當搶眼,因爲年紀很輕,又是台灣人,被稱爲「具有作家骨格」。除了東京的劇場經驗之外,他曾經回台灣和桃園的「雙葉劇場」合作了一齣《阿里山》,由簡國賢編劇,林博秋導演。在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公演時,合作的人還包括音樂家江文也、呂泉生和作家呂赫若。也因爲這一齣戲,讓台北的文化人知道在東京有一位劇場經驗豐富的台灣人。

林博秋大學畢業後進入「東寶映畫」當副導演,對於影片的製作與導演藝術有實質的經驗,也瞭解攝影、剪接、燈光、化妝,場景等電影技術。不久他被公司派到滿州國拍電影,回台灣接懷孕的妻子,立刻被「台灣演劇協會」軟硬兼施地留下來擔任戲劇指導員。

留在台灣的林博秋,經常到人文萃集的「山水亭」流連。「山水亭」的老闆是綽號「古井」的王井泉,他沒有子嗣,也不打算領養小孩,因爲他覺得「養」名士、文人,比養小孩還要爽快。當時「山水亭」學音樂、文學的人很多,就是沒有學戲劇的人才,非常歡迎林博秋的加入。在王井泉的鼓勵之下,林博秋首先在《台灣文學》上發表了《高砂館》;並與這批文化人組成「厚生演劇硏究會」。

一九四三年九月,「厚生」推出《閹雞》(二幕六場)、《高砂館》(四場)、《地熱》(四場)與《從山上望見街市的燈火》(三場),皆由林博秋導演。其中以《閹雞》最受矚目,雖然口白仍用日語,但用了不少台灣民謠,如《百家春》、《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哮啾啾》。這齣戲在「永樂座」演出時,突然斷電,觀衆拿出手電筒,共同照明,才把這齣充滿台灣鄕土色彩的戲演完。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閹雞》被認爲充滿民族意識,也成爲日治時代台灣劇場的經典作。我曾以極虔敬的心請敎他有關這齣戲的演出情形,沒想到林博秋卻淡淡地說:「《閹雞》就是找一些業餘演員好好演一齣戲,哪有什麼政治色彩或反抗意識?演出時停電可能是有人故意作弄,但剛好有人帶手電筒,往舞台上一照,台上人就演下去了。」

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林博秋看來,就跟吃飯、穿衣一般自然。談到這些文化大事,他也是以詼諧有趣的方式帶過,很少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林博秋導演《閹雞》當然有其理念。他的理念出自專業劇場人的藝術品味,與「民族正氣」、「政治」沒太多關係,他不習慣台灣劇場散漫、自由、即興的演出與製作方式,希望引用築地小劇場的新劇方式,透過嚴謹的製作、分工和不斷的排演來展現劇場藝術魅力,只是,這樣的藝術觀點在經歷變局的台灣卻是遙不可及。

戰後的台灣表面自由開放,卻有山雨欲來之勢。「厚生演劇硏究會」、「山水亭」的一干朋友,熱情、積極投入劇場,林博秋反而有些觀望,所以當簡國賢邀請他導演《壁》、《羅漢赴會》時,林博秋覺得政治色彩太過強烈,而予以拒絕。他參加「人劇座」,並編導兩齣舞台劇──《罪》與《醫德》,對於當時貧富懸殊與人性的墮落有所批判,但比起簡國賢編劇、宋非我導演的《壁》卻溫和許多。《壁》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時,舞台中央被一面壁分隔成貧富兩個生活場景,諷刺當時社會的不公不義,引起觀衆強烈的回響,令官方爲之側目,宋非我、簡國賢因而惹禍上身。

因爲拒絕導演《壁》,林博秋與簡國賢從此不相往來,令他感慨不已,因爲兩人情誼屬世交,年齡相近,從小一起長大,林博秋去日本留學時,簡國賢去了上海,有一陣子也到日本,與林博秋住一起。簡國賢常在家做好飯,再送到劇場給林博秋,順便看他們排練,一邊觀摩,一邊也學寫劇本,簡國賢接觸戲劇可說由林博秋引入門,兩人的友情卻又因戲劇而疏遠。在林博秋印象中,簡國賢是一個怪人,留學純粹是爲了追求知識,想學什麼,就學什麼,不計較文憑。林博秋說:「台灣光復時,桃園唯一一個跑到大廟前高呼『中國萬歲』的人就是簡國賢。」沒想到竟於二二八事變之後,死於「祖國」手裡。

《壁》這齣戲,簡國賢只提供劇本骨幹,血肉部分是闖蕩戲台、廣播多年,被林博秋消遣爲「萬能仔」的宋非我加上去的。照林博秋看來,《壁》確實是一齣思想濃厚的戲,但沒有經過思想敎育的人實在看不出它的深意,只覺得赤貧之家很可憐罷了。倒是《羅漢赴會》中有許多調侃政府的部分,容易煽動觀衆。當國府展開逮捕行動時,以簡國賢家族在桃園的深厚人脈,是不難化解這場災難的,怎奈簡國賢堅不妥協,最後被貼上「紅色」的標籤,死於槍下。而林博秋也受到牽連,備受情治單位的干擾,乾脆收山,回家鄕接掌父親的家業。

使命感,毅然投入電影圈

在五〇年代初期的恐怖氛圍中,林博秋除了繼續經營礦業,也投資畜牧業及其他企業,都經營得不錯,但相對地,與文化界的朋友少了交往,也不再過問動見觀瞻的藝文活動了。「我也怕死啊!」林博秋曾自嘲地說。不過,一九五六年何基明的《薛仁貴與王寶釧》大賣座,許多原本明哲保身的文化人也蠢蠢欲動,張深切如此,林博秋亦復如此。也許他們浪漫地認爲,商業與文化結合的影像語言旣可宣揚文化理念,又可避免觸犯當道吧!

林博秋投入台灣電影,基本上還是文化人的使命感使然,他看不慣古裝電影中出現電線桿,拍打鬥畫面,連路邊圍觀的民衆和脚踏車也一併拍進來,而導演在取人物特寫時,鏡頭竟然對著演員鼻孔直照,更令嫻熟攝影的林博秋嗤之以鼻。不過,他雖不滿意當時台語片的粗製濫造,卻更不能忍受他的外國朋友對台灣人與台語電影的批評,在不相信台灣人不能拍好電影的刺激下,他一骨子掉進電影領域。

林博秋於一九五七年成立「玉峰影業公司」、興建「湖山製片廠」,他的片廠占地十餘甲,擁有兩座攝影棚、技術房、道具間及學員敎室、宿舍,器材方面有十六釐米攝影機,以及當時最新穎、可同步錄音的德製和美製攝影機,規模超過當時公營製片廠,設備之完善,堪稱台灣第一。

從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來看,林博秋投身電影事業的想法與做法,極爲理想化。也許出身在富裕家庭,又是三代單傳的獨子,主觀意志與個人理想容易實現,因而習慣依循自己的認知,不受世俗的規範。他自認影劇技巧與理念是看書、看戲學來的,極看不起內行(職業)習氣。爲了提昇國內演藝水準,創立演員訓練班,除了表演、電影相關知識的傳授,也注意學員的藝術與文化修養,希望能培養出爲藝術奉獻的新人,而不是坐轎車、吃大菜的明星。

他說:「我敎學生做戲,也敎學生做人。」這正是林博秋的信念,也是他的浪漫。

「玉峰」除了提供學員膳宿之外,每人每月還支領八百元,但管敎極爲嚴格,女學員不得抽煙,平時不能化妝,曾經有一位父親在「玉峰」擔任佈景製作的女學員,上課時擦指甲油,林博秋毫不顧顏面地,當場罰她洗廁所。「玉峰」嚴格的訓練,被當時的影劇界人士稱爲「道場」。

林博秋的電影生涯始於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收山。前後一共拍了五部電影:《阿三哥出馬》(1959)、《嘆煙花》(1959)、《錯戀》(1960)、《五月十三傷心夜》(1965)、《六個嫌疑犯》(1965),多由林博秋自編自導。在台語片氾濫的時期,別人找北投一家旅社,一、二十天,甚至一個禮拜就可完成一部台語片,成本不過二十萬;而林博秋拍一部戲,自己陳設場景,自己寫「攝影大本」詳記攝影角度,一部片需要一、二個月的工作天,經費也比人家高出一倍以上,而且自我要求嚴格,稍有瑕疵,自己就感到心涼,影片拍完之後,甚至束諸高閣。他所拍攝的五支電影中,《六個嫌疑犯》從一九六五年殺靑,一直沒有上映,他的理由很簡單:拍的不好。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才在電影資料館的電影專家面前「首映」,而不少人還對這支影片的導演手法,尤其是攝影技巧給予不錯的評價。

「玉峰」前後訓練五期一百二十個學員,都沒有簽契約,學成之後可以自由發展。林博秋以學員爲班底拍攝了四支電影,由不同演員輪流擔任主角,打破「捧角」的慣例,這對以「明星」爲號召的電影業而言,只有像林博秋這種「阿舍」才會如此不計票房。後來因爲片拍得少,學員紛紛散去,以致「玉峰」拍最後一支電影《五月十三傷心夜》時,還得從外招募演員。不過,林博秋後來講到「玉峰」訓練出來的演員仍感欣慰,他說:「當時外面的製片公司都很喜歡用『玉峰』的學生,因爲他們都很乖,不會講價!」

「玉峰」時期,林博秋也曾經製作了舞台劇《貂蟬》,外界都以爲「玉峰」走影、劇兩棲路線,林博秋說:「那有啊!這是因爲像德國訂購的攝影機遲遲未來,學員無事可做,才想到排一齣舞台劇,給學員增加磨練的機會。」《貂蟬》由林博秋執導,作曲家郭芝苑編曲,曾經在台北永樂戲院(永樂座)正式公演。郭芝苑先生對於這齣歌舞劇至今仍念念不忘,他比林博秋更熱切希望這齣戲能夠再度演出。

處處地雷的台語片環境

林博秋投入電影的七、八年之間,正是台語片大興,進而大亂的時期,在一窩蜂的混沌狀態中,劣幣驅逐良幣,拍來拍去都是家庭悲劇或裝瘋賣傻的鬧片,所顯現的只是電影人的唯利是圖,毫無文化使命感與藝術素質可言。而政府的電影政策則只扶植國語片,任台語片自生自滅,甚至在題材、語言方面,多所限制。

林博秋獨立製片,不曾得到獲官方的鼓舞與資助,相對於政府六〇年代以龐大的人力、財力支助李翰祥的國聯公司,讓他創造所謂「改變國片歷史的五年」(焦雄屛語),簡直有天壤之別。不僅如此,在反共文藝主導下,有心改善台語片製作環境的林博秋,還得忍受來自官方的各種干擾。各種牽涉到「色」的電影,不管黃色、紅色、黑色、灰色,都可能觸犯禁忌。

林博秋在拍《阿三哥出馬》時,被質疑是否有親印度(阿三)的目的?阿三哥競選和平市議員,是否受到中共「和平攻勢」的蠱惑?林博秋說:「我女兒唸的台北師範在台北市和平東路,我鶯歌的礦場在和平街,對『和平』比較有印象,才想到用和平市,怎麼會有人聯想那麼多?」另外,劇中有一場戲裡「阿三哥」中兩百萬獎金,很多乞丐齊集爲他慶賀,電檢單位也以「台灣哪有乞丐」爲由批評他,並要求剪片,幸好楊肇嘉出面排解,花了一些錢,才得以通關,但是片子已被剪得面目全非。

林博秋以經營事業的盈利來塡補「玉峰」的支出,對他來說,花點錢動用那麼多人來完成他的電影理念是件好玩的事,全家大小每個人多少也跟電影沾了一點邊。老岳父是公司董事長,夫人是財務大臣,小女兒在戲裡當童星,大兒子對戲劇更是熱愛,一天到晚跟著他往片場跑,還說長大以後要當導演。林博秋吿訴兒子:「要考上大學,才可以拍電影。」兒子也很爭氣,一路讀上去,可是當他大學畢業,也打消了做電影的念頭。

「兒子比爸爸聰明」這是他的結論。在大環境不利於台語電影製作的情形下,加上六〇年代電視逐漸成爲民衆生活的重心,林博秋終於結束「玉峰」。「我不玩了!」林博秋的決定就像一個「憨子弟」突然停止玩票,倒也樂得輕鬆。

我曾多次到他那兒「請敎兼食午(餐)」,看他優游山林的生活,十分恬適,有時間則出國旅遊,探望子女,買些當地民藝品,倒也逍遙,但我也常聯想:如果那個時代的政府對林博秋多一分鼓勵,少一分干擾,讓影劇經驗豐富的林博秋願意多拍一些電影,台灣的影劇文化生態將會如何?

林博秋一生衣食無虞,生活美滿,也走得安詳,不過,以他的浪漫個性,空有豐富的藝術經驗與理念,不能爲台灣文化奉獻更大的力量,必然還是有些遺憾吧!

 

文字|邱坤良  國立藝術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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