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拒絕評論，放任直覺

在個人的戲劇評論寫作經驗中，除了少數作品之外，多半的情況下，理性思維的原則與架構還是我主要的論述依據。一方面，創作者並不一定可以認可／認同這些原則或詮釋的架構，另一方面，在創作過程中極爲重要的直覺部分，也非我（從只此一次的觀賞經驗中）得以理解，因此，創作與評論之間的差距自然是可以預期的。面對這樣的差距，我一貫以近乎傲慢的態度宣稱「解讀」或「詮釋」本身的正當性，甚且企圖以評論本身的「沈重」強渡這樣的差距。

但在面對如日本Pappa劇團《春季》這樣「極輕」的演出時，筆者卻發現自己所以爲憑的「沈重」，只能讓自己難堪、讓自己懷疑起評論寫作本身的價値。

就某個層面來看，《春季》拒絕評論，也因此，這絕對不是一篇評論。

筆者所謂的「拒絕評論」，並非指《春季》的創作者拒絕任何意義的建構，或者對觀看者個人的解讀採取摒棄的態度，卻是說他們寧願觀看者對演出中層層疊疊的諸多意象，採取一種較爲放任的態度，以直覺、以感官所受的刺激取代理性思維的運作，而能更爲輕易地進出《春季》綺麗卻沉默的世界。

空曠的舞台，強烈而乾淨的色彩，對比明白的音樂／音效風格，簡單明亮的燈光，充滿神秘氣息的影像，樸質的身體與聲音，和流暢且充滿趣味的舞台畫面，《春季》編導小池博史以相當簡潔的手法，利用劇場中的不同素材繪成一幅幅充滿想像趣味的圖像，非常眞切地表現了劇場空間與時間的流動感。這樣的流動感，不僅與小池博史本人對於生命走向的關懷相切合，同時也能讓觀看者的感官與意識「隨波逐流」，悠游於或者抒情、或者緊張、或者戲謔、或者悲傷的氛圍當中。在這樣的流動感中，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一股隱隱欲發的能量，一種無可言說的美感情緒，一種被完全的沉默所籠罩著的感動。當這樣的沉默被逼向極致，而使得演出者不得不開口藉助語言（演出結束前的一大段對白／獨白）的時候，我們卻也發覺這樣的語言，不過是之前種種情緖的延續，不過是那些不知如何脫逸的能量的發散，語言本身所承載的許多文化政治意涵也因此而被加以稀釋，成爲一些音樂性強烈、目的卻不在描繪現實情境的字串／聲音。

曖昧意象下意義失焦

《春季》最感人之處，也就在這樣的沉默──不僅是語言如輕煙般地消解，更是創作者如何以此鋪陳他對於現實情境的情感與思索：他如何創造意象、提供許多讓觀看評論／觀看者可以據以建構（具有現實指涉能的）意義的線索，卻又能溫柔地拒絕詮釋？

筆者以爲，其中的關鍵在於創作者本身的曖昧態度。

在《春季》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與現實情境貼近的線索：與日本息息相關的海洋（三座小平台上像水草一樣不時搖擺的線條，戴著泳圈尋找海洋的泳客，「不能下水的海水浴」，像海灘一樣明亮的舞台）、創作者所理解的當代日本社會（人群的追逐推擠及相互操縱，穿揷在優美的琴聲中的雷雨，相對於乾淨的視覺畫面的市囂與機械噪音）、對過往的懷念與對未來的期待／疑惑（演出者不斷地問「你在那邊好嗎？」，投影的「靑空」二字，對話最終不斷反覆的「好嗎？」），加上語言的消解（創作者在面對歷史／社會情境的沈默）、演出者充滿詩情與能量的肢體（醜陋的世界上僅存的美感來自人體）、被鏡頭分割的軀體與臉龐（被傳播媒介不斷複製所割裂的人性）、從天而降的三角錐（不明來源的威脅感），我們或許可以歸納出創作者對於歷史／社會情境的一些看法與態度，由此理解他以「春天」描繪當代日本社會的意圖：在溫暖平和的表面下，蘊藏著蟄伏已久、蠢蠢欲動的許多動能──旣是生物性的，也是社會性的。

但是，因爲不曾間斷的流動感，因爲一些反覆出現的意象卻又不是那麼明確：如投影的「男」、「女」、和男女演員的頭像（確定人的存在或者凸顯唉嘆人的失落？），如那盆淸水（洗滌心靈或映照扭曲變形的臉龐？），如投影的魚與馬頭（不同的生命型態，卻和人一樣被割裂？），使我們對於這些線索的接收也始終在一種不確定的、掙扎於定格與失憶之間的狀態下。這種不確定的曖昧狀態，使我們不得不對自己努力建構起來的意義有所疑慮，懷疑自己是否能眞正掌握創作者的意識／意圖，甚至懷疑那些稍縱即逝的印象是否眞確。而讓人最感疑惑的，或許就是那個創作者宣稱是作品起點的日本古典小說。除了一些與（廣義的）情愛接近的動作型態（擁抱、背負、追逐、推擠、相互的凝視），和劇末一段對話（描繪分離的場景與情緒）之外，我們也無法在演出當中找到淸楚的痕跡，指出創作者如何從一個古典的愛情故事，衍伸或演變爲關於當代社會的抒情詩章，疑慮與不安則更難化解。

美感滿足取代理性詮釋

因此，我們終究還是無法眞正穿透《春季》的曖昧與沉默，無法眞確地貼近創作者的意識與直覺，在戲劇動作與現實情境之間建立起眞確的聯繫，而只能接受創作者溫柔的拒絕（詮釋），讓自己的意識像演出的投影螢幕一樣，任他將一幅幅的畫面、一段段的聲音貼上或撕落。另一方面，對創作者本身而言，或許這樣的曖昧與沉默也是不得不然：在一個價値失落的社會中，在面對不可預期的未來時，在各種（政治的、文化的、資訊的）詮釋強權的重圍裡，我們唯一可以不受宰制的或許就是直覺、就是不斷跳脫的意識、就是刻意的沉默。從這一點來看，其實創作者與觀看者面對的是同樣的處境，而能經由《春季》的情境交換同情。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接受《春季》對詮釋機制的排拒，應該讓直覺與感官更加自由地流動奔馳。而如果我們還是無法擺脫因爲意義難解而生的尶尬不安，但這樣的曖昧，或許我們可以從承認這樣的尶尬與不安開始，重新思索劇場中被認爲理所當然的原則、和詮釋解讀的正當性，就如同筆者在一開始坦承自己的難堪一樣。

本地的劇場對於Pappa劇團的演出有許多的期待和討論，但多半的焦點大約就是集中在演出者肢體與聲音的準確優雅、小池博史對於戲劇元素充滿想像力的運用、和他細膩的節奏與美麗的畫面。但《春季》的演出，除了這些主要是形式上的議題之外，更提供了對於歷史／社會現實的不同思考／呈現角度，讓我們看到在嘻笑怒罵、感傷濫情、或刻板僵化以外的不同選擇。

在劇場時空的諸多限制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創作者如何將醜惡、混亂、讓人深刻不安的現實，轉化爲優美、流暢、讓人可以滿足於沉默的安定感。在現實中，我們或許因爲疲憊失望而放棄意義的追尋，但在劇場裡，我們卻可以因爲自由感、因爲美學上的滿足而溫柔地拒絕意義的沉重──以和小池博史一樣的溫柔態度。

文字｜陳正熙  國光藝校劇場藝術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