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中正二分局在千呼萬喚下終於開張大吉，一九九八年的下半年度，大小劇場的演出多得目不暇給，各大劇團紛紛在下半年度推出年度力作，綠光劇團也不例外，只是不同於其他劇團的演出地點，綠光今年特地選在台北南區某個知名的pub開張，以劇場的形式在這個城市夜生活的據點做演出，的確是過去台灣劇團未曾有的。綠光劇團積極開發觀衆群的企圖不言可喩，儘管綠光的團長李永豐在節目單上表明，這只是一次嘗試「將pub的文化與劇場相結合」，身爲長期的劇場觀衆，對於綠光走出一般觀念中劇場的「殿堂」，抱持着相當的支持與肯定。尤其當前的經濟不景氣風的確波及到原來就不甚蓬勃的劇場活動，各大劇團或刪場次或減產，綠光在此時轉攻娛樂業的客群，身段靈活地調整製作型態，也可算是度小月的聰明之舉。然而，在炫人的燈光氛圍、激昻的音樂節奏下，卻也引發不少令人商榷之處，如果凡事都有第一次，希望以下的討論，能爲未來的許多次提供更多可能性。

表演調性的差異

此次演出結合了三位表演性格迥異的演員，分別是羅北安、鄧安寧與黃韻玲，這三位在台灣傳媒與劇場界都擁有相當的知名度，三人也都是以創作實力爲特色，三人擅長的領域略有差異：黃韻玲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上耕耘多年，羅北安致力於兒童劇場與舞台劇的編導，鄧安寧則不止在電視界做過編導演，同時也是老劇場人。這樣的組合其實是令人十分期待的，尤其是黃韻玲的音樂創作實力，能在這一次與綠光劇團嘗試性的合作，對於一直想做出「台灣音樂歌舞劇」的綠光而言，其實是一項利多的消息。

演出在band的熱烈開場下，三人化身成三個角色：羅小安、鄧小寧與黃小玲；這樣的化名只是將演員本身原來代表的社會符號「可愛化」，對於扮演「主持人」的角色建立並沒有任何助益。輕便簡易的角色性格就這樣貫穿全場，即說他們三人如果不改名字（或改上三個完全不同的字）對演出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所以自始至終，表演這件事與身份轉換無關，演員就是把自己放上台，呈現一個最日常自然的自己，但同時也是粗糙與鬆散的自己。這種表演方式並非不可行，問題在於，我們淸楚感受到表演調性的衝突，也許由於黃韻玲兼具歌手的身份在live演唱的場合上原就駕輕就熟，鄧安寧長年在電視圈打滾，耍耍老痞子的表演方式對他而言並不困難，因此兩人在舞台上顯得輕鬆自在。相反的，最有劇場經驗的羅北安，在live演唱台上侷促的空間裡無法放鬆，他似乎努力的要讓自己看來不多餘，可惜在另外兩個人“Nature High”的擠壓下顯得捉襟見肘，完全失去他本人原有的魅力。所幸還有一場「胖子」的段落，當他一人在舞台上，演出他最有感覺的一場戲，不帶酸苦的自我嘲弄，史無前例的演繹了「胖」在每個人心中的身體意象，雖然段落終了稍嫌落於「人間處處有溫情，胖子也需要關心」的窠臼中，這個片段仍然成爲整晚演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走味的文本

《台北秀秀秀》整齣戲統攝在「台北」這個大題目下，但從演出的行進中，我們究竟感覺到多少內容與台北眞正相對應？我們在「寡婦逛動物園」的片段裡看見了什麼與台北相關的事物？除了台北也有一個動物園之外，編導用這樣的包裝玩兒童劇場裡的帶動唱遊戲，企圖透過如此的互動模式，挖出成人內在曾經愛「遊戲」的童心，在觀衆尷尬的「喵喵喵」與「哞哞哞」當中，我們殘忍的看見創作者的意念與觀衆的欲求發生衝突，以致於負責執行任務的黃小玲，必須不斷的提醒觀衆「黃韻玲是友善的狗的老闆娘」，不斷和坐在二樓包廂上「黃韻玲」的丈夫沈光遠隔空喊話尋求奧援，以炒熱現場的氣氛，避免陷入尷尬的場面。更遑論在「女性觀點」、「胖子」等段落中，完全看不到與城市台北相關的意念呈現。不同片段所出現的交通、居住乃至於感情歸屬，都可說是現代城市人共同面對的問題，戲至此已看不出之所以稱「台北」之必要，台北議題顯然已經失焦，餘下的是鄧安寧如政黨造勢時激情地對停車、貧富、房事、手機等問題宣洩不滿，並自以爲是的認爲在這樣的搖旗吶喊中，正適足幫助大家發洩身爲一個城市人的積鬱。這種純粹洩鬱式的表演方式似乎回到那個激情的年代，那個已無法再令我們滿足的年代。

城市的面向往往是複雜而難以掌握的，任何一個以城市爲訴求場域的演出都勢必面臨這樣的考驗，能否在瑣屑焦躁的節奏中找到深化施力點，不論是否以最戲謔或嚴肅的方式去表現，幾乎是任何一個以城市爲主軸的演出所當行的策略（想想伍迪艾倫影片中的紐約城）。可惜在《台北秀秀秀》中，提供的是集體「吐糟」的出口，觀衆一切的不滿，在強烈的節奏與咬字不淸的唱詞中眞的得到滿足了嗎？更何況演出的場地是慣常有勁歌（如伍佰）熱舞之處，進場處貼著十八歲禁止入內的告示，當觀衆（不管來自劇場或pub的常客）走進這個混合著相聲、脫口秀、餐廳秀、live演唱的表演空間時，其實是帶著更大的期待。他們等待著被挑戰的是碰觸城市生活中更辛辣的見解、更血腥的態度，而不只是在公開的場合敢於大聲說「口交」二字而已。例如在「女人觀點」的片段中，原以爲可以如「胖子」段落中帶來驚喜，竟然最後只能導向曠婦的哀怨情調，平白錯過擴張兩性視野的機會。

當世紀末的城市憂鬱如傳染病般蔓延時，東王西餐廳的歌舞身段與柯林頓的葷笑話實在難以打動城市人。也許只有切膚辛辣而絕不廉價的刺激，才能爲我們電擊逐漸麻痺頹敗的靈魂。

文字｜吳小分  台大戲劇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