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過年前，文建會公布了「演藝團隊發展扶植計畫」甄選結果，結果引起表演藝術界的喧然大波。

爭議的焦點不在錢多錢少，而是在預算分配的過程，缺乏程序正義，訂法而未依法行，這是文建會的自亂陣腳；而在預算分配的結果，看到的又是模糊的文化政策，不知分配伊於胡底。媒體甚至以「荒腔走板」來形容。究竟新政府對表演藝術的補助政策是「沒有主義」還是「沒有主意」？

補助計畫的長遠意義

始於民國八十一年的扶植計畫（前身爲「國際團隊扶植計畫」），是文建會對表演藝術環境最具延續性的政策，相對於有心長期投身於舞台藝術的表演團隊而言，也是助益最大的補助政策，從第一年的二千多萬元選出八個團隊，到今年計畫總經費一億二千多萬元，入選七十一個團隊，台灣表演藝術團隊在過去九年間的成長是可以想見的。

整體說來，這項扶植計畫最大的影響便是讓表演藝術確定專業地位，一改過去戲終人散式的同志型團體，或是藝術家光環罩頂的一人團體，藝術工作者若把藝術工作當成一種志業，便要有團隊永續經營的意志與能力。表演藝術聯盟前任理事長平珩便指出，扶植計畫不是給藝術家個人的作品補助，組成團隊的藝術家，同時也要有社會責任提供工作環境給藝術工作者，包括專業的藝術行政人才、表演人才等。也就是說，藝術家的責任不止於創作，他事實上必須帶領表演事業內各領域的落實專業，才能成就最好的創意執行。這十年來，藝術行政人才的被重視，扶植團隊計畫的影響力該記上一筆。如今國內優秀的表演團隊莫不都有穩定而專業的藝術行政人員，成爲推動藝術幕後的一雙手。今年慶祝十五週年的「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朱宗慶便肯定十五年來，政府對他最大的協助便是在「團隊扶植計畫」的發揮作用。

定位混淆的文化政策

既是善意，今年又何來爭議？整體說來，文建會是求好心切的，新辦法的訂定，至少是和表演藝術聯盟的大部分成員密集諮商而來，同 時整體經費也比往年成長，但最大的瑕疵在於文建會對於補助政策的how&why事實上是不清楚的，對藝術生態的陌生，對政策目的的模糊，造成虎頭蛇尾的結果。

藝文補助在台灣之成爲政府文化政策的一環，歷史並不久，始於九〇年代初，也就是說，直到九〇年代初，對於藝文的補助才成爲政府決定要做的事，承認藝術活動是台灣社會在經濟發展之後，在人文建設上不可忽視的一環，因而願意以公資源來提供藝術發展的活水源頭。

而最重要的是，既是公資源的分配，分配牽涉選擇，選擇的過程即涉及政治思考：傳統抑是現代、本土抑是國際、城市與鄕村、主流藝術與前衛藝術、是強調質的提昇還是觀衆層面的擴大與推廣……文建會追求表面上的公平、公開、公正，除了避免直接扮演判定「藝術優劣」的那一隻手外，另一方面它應該積極地找尋符合台灣社會的價値選擇，只要心目中對於未來文化發展的施政目標是有藍圖的，它也可以有說「不」的勇氣，針對不做或少做的政策提出政策辯護。

老實說，官方在補助制度的思維，實在趕不上表演團體自我成長的速度。過去十年來，在文建會的要求下，表演團體逐年學會以報表、企畫書、累冊成果報告，來說服評審爭取補助，文建會卻對轄下的各項補助辦法定位混淆，沒有建立周詳的審查機制、也沒有事後透過具有公信力的評鑑制度進行考核，撇開藝術價値見仁見智不談，忽略數據所呈現的藝術生態，也就經常使得資源的分配掛一漏萬，皆不討好。

殷殷企望卻跌破眼鏡

以九十年度的「團隊扶植計畫」而言，去年文建會融合了各方意見，擬定出一套依團隊規模、分級申請的新版辦法，新辦法的優點是維持大者可大，小者卻有進階的發展空間，越大型的團隊可申請的補助金額雖越多，但需自負盈虧的比例也越重。新版辦法在表演藝術界的接受度頗高，同時也相信透明化的分級制度可降低評審的人爲判斷，沒想到文建會在交由評審選擇的過程裡，卻又自己搞亂了自己所訂的遊戲規則，片面地做出兩項違背生態現實的決定：一、不管各類表演藝術經營生態的歧異性，音樂、舞蹈、戲劇、戲曲平均分配預算；二、爲求雨露均霑，所有原來入選團體經費打八折，讓備選團體也能敗部復活，皆大歡喜。加上評審過程的技術性問題，就出現許多令人跌破眼鏡的結果。

例如近幾年來因表現不佳，幾近遭評審淘汰的「台北民族樂團」，今年的補助金額一下子遽增百分之六百二十，而去年國際演出頻頻的「雲門舞集」獲補助金額反而減少百分之十；具有菁英組合特色的「台北越界舞團」根據本身經營型態，只申請最低門檻的第一類別，雖然得到最高分，但因爲「八折優待」的結果，和備選的高雄城市芭蕾舞團則所得到的補助是一樣的。

而此次爭議最大的便是前衛劇場所凸顯的劣勢，包括「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差事劇團」與「金枝演社」等，皆是作品及團隊經營都呈穩定成長的劇團，無不對出爐的結果產生極大的挫折感。在現代戲劇組獲補助的十六個團隊中，只有「耕莘文教基金會實驗劇坊」與「歡喜扮戲團」的創作性質接近所謂小劇場創作。

評選過程須客觀明確

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在公布新版補助辦法時，曾說明這項計畫爲基礎性的補助，「是爲了扶植願意永續經營的團隊」，一個與生態有良性互動的基礎性政策，不僅扶植了團隊，同時也扶値了產業生態在專業上的發展，如果文建會清楚把握了這個定位，就無須在評選過程中，無視自己所訂出的客觀辦法，再加入其他政治性的考量，諸如「南北均衡」、「保存傳統」、「發揚本土」、「鼓勵地方」等偏離原意的標準，甚至突發奇想的「打八折」，達到表面上的繁榮而已。

補助的意義本來就在於自助人助，前十年的扶植計畫總算讓台灣的表演藝術界誕生了幾個可以在自助人助之下持續成長的表演團體，以「朱宗慶打擊樂團」爲例，創團時以文建會的十萬元補助展開第一次巡迴演出，到如今每年需四千餘萬經費，政府補助僅佔百分之十左右。

朱宗慶說，台灣打擊樂在國際舞台上絕對具有優勢競爭力，但藝術的成長仰賴不間斷的操練，要求專業的結果，最後便是對藝術品質的提昇及更細緻的要求。以打擊樂而言，團員就需要音準更準確的練習室，「精緻的追求與隨之而來的成本是成正比的」。

人文薈萃與合夥精神

在藝術產業裡，量的成長和質的提昇之間，特別是在藝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經常產生矛盾，因之主事者更應釐清政策的優先順序，讓好不容易養成的文化競爭力有再上層樓的空間。平珩認爲：「有爭議，反而是一種進步。」因爲團隊累積了經驗、成績，數字的統計，才能據以力爭與政府對話。

擔任澳洲政府部會級「重要表演藝術調查報告」小組主席的海倫．紐金去年來台，談起澳洲政府爲什麼要補助表演藝術？她說：「第一，澳大利亞認爲，表演藝術對澳洲人的生活有重大貢獻。第二，澳大利亞承認有必要處理這個領域所承受的壓力，特別是藝術成本增加的速度快過收入增加的速度。第三，澳大利亞承認藝術團體、企業界及政府是在一種合夥關係上來發揮這個領域的潛力。」

「合夥」的精神，共創人文社會的豐富性，大概就是表演藝術界在看待新政府文化政策上最大的期待吧！

文字｜盧健英  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