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流浪遷徙的過程,聲音也編織了許多流傳著訴說流浪民族的故事。圖為波蘭的克拉克樂團的風琴手。
民族流浪遷徙的過程,聲音也編織了許多流傳著訴說流浪民族的故事。圖為波蘭的克拉克樂團的風琴手。(大大樹音樂圖像 提供)
回想與回響 Echo 回想與回響

當音樂遷徙落在文化版圖上 流浪之歌音樂節

與其說這種被迫移民反映在音樂上,而呈現出強烈的面貌,不如說整個因世代遷徙產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這些因不斷遷徙而產生的音樂文本,幾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劇的音符,加上訴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遼闊與堅忍的生命力量。

與其說這種被迫移民反映在音樂上,而呈現出強烈的面貌,不如說整個因世代遷徙產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這些因不斷遷徙而產生的音樂文本,幾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劇的音符,加上訴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遼闊與堅忍的生命力量。

「這一群音樂家所表達的背後,都含有著文化上被動的遷徙成分。」

九月二日起連續十天,在台北與高雄的室內與戶外,音樂家與影像記錄者,分別拖著過往無數的歷史與經歷,還有他們的音樂與記憶,慢慢地在街頭往另一個地方移動。這次的移動是很好的,因爲他們知道目標是下一個放映場所或舞台,但是他們要表演的內容卻是那些漫無目的的過去。

流浪是主動的,但遷徙卻是被動的,前者是「我決定」,後者是「不得不」。

「爲什麼會想要以遷徙作爲主題呢?」我這樣問鍾適芳。「其實今年年初參加歐洲巡迴演出時,開始跟一些表演者接觸,發現遷徙這個主題是很有趣的,除了吉普賽人這幾乎衆所皆知的遷徙音樂之外,其他如猶太民族、蒙古,甚至台灣的客家與都市原住民,他們都處於被動遷徙的狀態。」

與其說這種被迫移民反映在音樂上,而呈現出強烈的面貌,不如說整個因世代遷徙產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這些因不斷遷徙而產生的音樂文本,幾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劇的音符,加上訴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遼闊與堅忍的生命力量。

「可是相對的,對很多聽衆而言,他們對世界音樂的認知還是停留在一種異國情調上,無法觸及聆聽的延伸。」

迥異於音樂工業大量製造下的核心思想複製,這些自發性的音樂人,往往是以自己生命的體驗,在創作另一種外於生命的靈魂,我們不妨稱之爲文化的一部分。對許多單純以聆聽的感官來認識這些聲音的聽衆,甚或僅僅將聲音作爲情調或氛圍的異國狂熱者,這些或許不過是透過聲音帶他們離開現實生活的手段之一。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爲確實作爲感官的一部分,音樂可以有這樣的功效,我們姑且以用聲音去流浪,滿足現實生活中的拘束,作爲這種聆聽現象的結束符號。

但是當我們將聆聽的角度延伸,往更深遠的地方看去,不難發現除了表象的聲音之外,音樂成爲一種文化現象,甚至是很好的一種野史語言,比具象的真實更貼切地敘述著現實生活的變化。

以遷徙作爲主題,確實是很好的表達方式,吉普賽、猶太、中東與東歐地區的音樂形式,是最具異國風味的,外於西方古典音樂,也不在現代搖滾管轄範圍。但是在這被認定爲異國情調的聲音背後,卻是以民族的歷史作爲琴身,家族的口述做弓弦。

「我想音樂本身可以分爲音樂本身以及背後的文化兩個部分,所以這次的音樂節,我們也以這兩大主題進行,一個是音樂會的部分,另一個就是講座、研討會、workshop等等,透過溝通與互動,將音樂背後的文化突顯出來。」

聲音編織的音樂遷徙

雖然台灣看起來像是沒有如猶太民族般錯綜複雜的辛酸史,但是當第一場音樂會以客家民謠作爲起點時,我們也不禁要重新檢視我們對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的認知。

除卻之前的暖身活動,第一場正式的音樂會在大安森林公園,由台灣客家交工樂隊與來自波蘭的克拉可猶太樂團展開。

音樂製作地點在美濃菸廠的台灣客家交工樂隊,以農村勞力交換的「交工」概念爲名,從社會運動角度出發,將傳統的客家八音、山歌等融入搖滾與新民謠,使得客家音樂似乎在遷徙的途中找到再生的力量。而有著類似遭遇的波蘭克拉可猶太樂團,則是從原先想守護傳統樂風,卻在一連串的過程中找到不同的出路,透過民謠的新解,形成了新的風格。

接著而來的是每天不同的衝擊,包括捷克的阿隆吉普賽樂團、台灣阿美族草根藍調的迴谷、馬其頓國寶級女歌手凡妮雅、許多世界音樂熱愛者都已經很熟悉的蒙古草原之女烏仁娜等等。

這些聲音是有故事的,像是一張拼湊起來的地毯,花色各有不同,但當其成爲一體時,妳會看到個性上的共同性,不論愉快或悲傷,那些故事,總是不斷地說著不同的氣候與景色,重複著居無定所的句子。

影像與記憶構築的文化版圖

不斷的遷徙,流浪的旅途中發生說不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透過音樂的表達過度情緒與私我化,於是將透過音樂評論者、音樂製作者、民族音樂學家、民謠詩人、以及影像記錄者,用不同的角度,客觀地、主觀地,更詳盡具體地以語言敘述出來。

於是何穎怡開始從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說起上百萬從土耳其境內撤回母國的希臘人,他們是怎樣將東方音律帶回自己的所在地,然後演變成rembetika(註)。熟稔以色列與土耳其當代音樂發展的本田善彥,也將從他透過音樂觀察到的以色列移民融合出的新音樂文化,一窺音樂背後的社會面貌。流浪的吉普賽民族、從現實生活中體認音樂文化的台灣客家交工樂隊、以及出生於伊朗的法國人Mina Rad,說著不斷遷徙的移民族群,如何在變遷中認同自身的文化。

除了這些實際語言的溝通之外,影像也將我們所處的人時地物做了一個重組排列。來自捷克、阿爾及利亞,以及馬其頓的紀錄影片,台灣客家與阿美族的生活記錄,不論內容是演出紀實或是在旅途中的點滴,也許是真實存在中的吉光片羽,或者爲遷徙歌手的一生小傳,我們透過聲音之外的感官,「看到」聲音的原鄕。

「我們想做的,是希望能透過更多元的呈現方式,以文字、活動、影像等等各種角度,加上實際的互動,讓聆聽者去瞭解且更尊重音樂背後的文化。」

「三」加「二」的效應

八年前,大大樹音樂圖像開始在台灣播下種子,說眞的,開始的時候,還眞的是有點等著看這棵樹苗何時枯萎的心態。遑論要讓聽衆進一步地去接觸音樂背後的文化特質,就算是以異國情調的世界音樂作爲大旗,台灣的聽衆還是沒有忠誠度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要的只是一種氛圍,那麼遷徙民族途中的音樂,與音樂工業量產的異國情調,似乎毫無區別。可是如果我們將瞭解異國音樂作爲一種文化態度,一個小小的社群就儼然產生。

透過聆聽音樂,以一種抽象的方式去接觸不同的文化生長環境,包容與尊重,會在聲音中慢慢浮現,而長成的也不僅僅是「愛樂者」這樣的身分(雖然這樣的身分輕鬆自在沒有壓力),而是另一種,我們姑且稱之爲「地球情誼」的性格吧。

「令我驚訝,且也令講者驚訝的是,座談會現場的聽衆,提出的問題都具有相當的水準。」談到會後反應,鍾適芳頗爲驚喜地表示。

或許正是因爲「流浪之歌音樂節」的舉行,使得許多對多元文化或異文化有興趣的人,透過實際存在的活動,發現自己的文化觀,刺激使得我們對自己的局限更清楚,而這樣的刺激是來自「三」加「二」的效應。

「八年來,大大樹的人力一直很有限,我們的正式員工加上我只有三個人,而爲了這次活動,我們有了另外兩個兼職的伙伴。」

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一起種一棵樹,且要結世界各式各樣不同的果子,這次結的是遷徙的果子,這樣的主題據說明年可能還會延續,直到我們找到下一個新的落腳點。

就像是bossa nova—樣,文化往往都是無法像不動產一樣的留在原來的地方,人之所往,文化也將一同啓程,音樂就是這樣子的流動起來。於是當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簽定時,上百萬居住於土耳其境内的希臘人返回母國,同時也將土耳其音樂一起打包入歸國的行囊中,rembetika便是這些自土耳其回到希臘,不得不撤離暫居地的人民,融合了兩地不同的聲音而產生出來的一種音樂新型態。這群遣返的希臘人因為長期離鄕,因此再次回國時已失去了所有生存的優勢,無法成為主流,於是在城市的邊緣,在工人與無業游民中,在煙舖吸大麻時"rembetika"這種融合了他的兩個家鄕的音樂,就成了他們最佳的「鄕愁」伴侶。

歡迎加入 PAR付費會員 或 兩廳院會員
閱讀完整精彩內容!
歡迎加入付費會員閱讀此篇內容
立即加入PAR雜誌付費會員立即加入PAR雜誌付費會員立即加入PAR雜誌付費會員
Auth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