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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背叛或文本再現?

現今為什麼每一個搞「身心靈」的編舞家,都喜歡說上一套誰聽了都鴉鴉烏的「道」呢?殊不知他們所擬似的語言,不過是在指涉一種感染性的語言效果,用來複製文本「約定性」的語言,也可以說在於輕易取得看與被看之間的社會協調性,表明中國人(或東方人)有別於西方人在特殊思維上的一致性。

現今為什麼每一個搞「身心靈」的編舞家,都喜歡說上一套誰聽了都鴉鴉烏的「道」呢?殊不知他們所擬似的語言,不過是在指涉一種感染性的語言效果,用來複製文本「約定性」的語言,也可以說在於輕易取得看與被看之間的社會協調性,表明中國人(或東方人)有別於西方人在特殊思維上的一致性。

台灣現在舞蹈界流行從太極之類的中國武術找到身體文本,因此編舞家所操作的話語,當然就是爲了要呈現一種具有「約定性」的文本說明,以求達到「超自然」(或者說是形而上學)的論述形式能被共識化。因此,我們看到只要跟太極這樣概念有關的舞蹈表演時,幾乎也多數跟道家闡釋的宗教學有關。像「身心靈」的語境,表達的就是一種充滿神秘性的知識,編舞家充其量只能用抽象的話語來說明動作的意義,巧妙地用了大家都可以「感覺」,卻不一定都可以「理解」的唯心主義(mentalism ),在文本上做出詮釋。

太極拳術中的「道」這個詞,原先具有超出詞義的某些更抽象的、或更細緻的詮釋,但我們的編舞家所能談的,大概只能依據傳統的詮釋理論來不斷驗證其所做的,並使其合乎文本性而已。這種大量引用文本的語言複製,而又表現出像一個中國人(或東方人)那樣的思維,難免就會出現以原初文本作爲對身體論述的線索、思考,卻又無法辨識「身心靈」這樣的話語,只能訴諸感性的說服,而非理性的說服。

然而,現今爲什麼每一個搞「身心靈」的編舞家,都喜歡說上一套誰聽了都鴉鴉烏的「道」呢?殊不知他們所擬似的語音,不過是在指涉一種感染性的語言效果,用來複製文本「約定性」的語言,也可以說在於輕易取得看與被看之間的社會協調性,表明中國人(或東方人)有別於西方人在特殊思維上的一致性。當代法蘭西哲人德希達(Derrida)就曾說過:「再現主義式的書寫觀念,使事物變得容易。」因此,無論這些搞「身心靈」的編舞家,身體論述的言語有多美妙,卻談不上再現的文本有多眞實。因而當我們提及「道」時,對「道」的說明直接涉及的也不是什麼心靈活動,而是一個文本詮釋。

這個情況很像宗教中的降靈儀式,我們聽到的是祭司的聲音,看到的是祭司的動作,但祭司的身體卻在我們對傳統的想像中,取代爲神聖的象徵;這就是編舞家書寫有別於西方人的身體論述時,在文本重建上樂此不疲的原因;因爲神聖化的身體在美學上使人感到愉悅,便於激情(passion )的催生。因此,不管舞者是否身著舞衣,或赤身露體,都足以表現非在西方現代舞系譜下「衍異」出來的一種中西混雜文化;或者這種現象更說明的是,第三世界的身體在擬似現代性上,往往不可避免地裝置了過剩的附件(parergon);比如「沈緩」的動作、「飄逸」的氣氛營造,或「儀式」化的形式舖陳,這些都只是憑藉來增加觀賞的愉悅而已,卻非內在地、深透地以這些附件來補充「在場」的現實效果;也就是,作爲觀賞者的我,設若踰越中國(或東方)的行爲符號時,還能看到什麼讓我找到一個由外部的附件躍居中心,對原初文本反客爲主地提出背叛/革命的「誤讀」策略呢?

這裡就牽扯到「現代舞」在第三世界如何發展的複雜情況;尤其是關於「現代舞」中的在地身體論述,我們的編舞家一方面要顚覆西方舞蹈的動作論,另一方面,又要將「現代舞」意涵中的「現代性」反映於身體,而打造出某種新典式,難免就會產生我們將與何人認同,才能肯定自己的身分和訴說自己歷史的問題。

解嚴後台灣的「現代舞」掙脫了「民族舞蹈」的刻板模式,終又提出更開放的身體論述之後,卻仍必須臣服於太極那樣巨大的文本之下,就使得「現代舞」提出身體解放的命題,似乎變得愈來愈遙遠了。

 

文字|王墨林 資深劇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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