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藍德羅是少數敢膽大妄為地在劇場上直接把問題拿來翻弄的現代劇作家之一。為了闡明現實的多面向，他直接讓「父親」這個角色（即他的代言人）滔滔不絶地道出相對的論調。針對他的劇本說道理意味過濃的批評，皮藍德羅做了類似以下的回應：我用激情來說道理！不只是承載道理的故事充滿激情，而是他說的方式與態度充滿激情。沒有激情，沒有劇場。
廣義而言，每一部劇作都是「問題劇」（problem play），如果沒有問題，劇本大概是可以免寫了。易卜生是處理現代問題的先驅，但他在剔析問題的同時，不忘添加通俗劇的元素，使得劇情一波三折、懸疑不斷，扣人心弦。史特林堡在他的自然主義階段，於處理兩性及階級問題方面，既會加些歌唱又會添上舞蹈，深怕他要處理的問題太過沈重。契訶夫不是不處理問題（雖然後人不會將他與問題劇混爲一談），只是他在觸碰問題的同時也致力淡化問題，化問題爲無形，也無形中使問題擴大，不只涉及社會、文化、經濟，更直指人的內心。
皮藍德羅是少數敢膽大妄爲地在劇場上直接把問題拿來翻弄的現代劇作家之一。爲了辯證劇場的美學，他直接將兩種劇場（商業的、傳統的劇場VS.皮藍德羅氏的劇場）擺在一塊兒來「討論」；爲了闡明現實的多面向，他直接讓「父親」這個角色（即他的代言人）滔滔不絕地道出相對的論調。意欲如此編劇又不使人厭煩，得要有兩個前提。首先，他迫切想要傳遞的「思想」必須有夠勁爆，無情地挑戰觀衆的慣常認知；再來，他說教的方式必須有足夠的娛樂成分，而這種「娛樂」的層次是訴諸觀衆的知性。然而，純知性的劇場極少存活下來，感性及感官的刺激是必要元素。於是，皮藍德羅提供我們一個極富社會新聞色彩的家庭悲劇，其中有偷情、有自殺、甚至還有亂倫的影子。針對他的劇本說道理意味過濃的批評，皮藍德羅做了類似以下的回應：我用激情來說道理！不只是承載道理的故事充滿激情，而是他說的方式與態度充滿激情。沒有激情，沒有劇場。
換喻式的開場
容我且慢論及皮藍德羅與後現代劇場的可能呼應，暫先討論史氏與現代劇場美學的明顯互動。於此，我擬從結構和語言兩個面向談起。
《六個尋找作者的人物》有如下的開場：幕起，一堆傳統劇場的導演及演員正準備排練「皮藍德羅」所寫的劇本《混將起來》Mixing It Up的第二幕。根據劇本（the book）第二幕幕起時，一位劇中人正在進行「混蛋」（egg-beating）的舞台動作。這個「混」字既是提示也是伏筆，果不其然，稍後作者隨即將兩種劇場混爲一談。一位演員因爲不了解作者的機智（conceit）而抱怨道：「我懂才有鬼！」他的抱怨緊緊扣住劇終時仍處在混亂思緒裡的導演：「去他的蛋！我沒遇過這種事。爲了這些人我浪費了一整天。一整天！」這種前頭死咬著後尾的結構安排，在現代劇場中俯拾皆是。
《娃娃之家》開場就以娜拉的話語（「把樹藏起來」、「在還沒裝飾之前」）提點全劇有關隱藏與粉飾的主題。《茱莉小姐》觸及貴族階級與僕役階級的性行爲，而一開始即以貴族狗與土種狗的雜交爲前引。《鬼魅奏鳴曲》以三角對峙起、以三角對峙終。同樣地，《櫻桃園》以「現在幾點」當作時間這個主題的伏筆；而《海鷗》以「我在爲生命哀悼」起拍，以男主角的自殺收場。到了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現代劇場的高峰──亦有類似的結構觀念。幕起，Didi說出第一句話："Nothing to be done."這句話如果非翻不可，當然可譯成「沒什麼可以做」。但"Nothing"亦可解爲「虛無」，虛無正是全劇的主調。
這種以局部涵蓋全部、以部分代表全體的做法或可視爲換喻（metonymy）手法，是現代主義美學的一大特色。它的效果有如蛇咬尾巴、構造圓形的企圖，而且，換喻式的開場以小（局部）包大（全體），在在顯示二十世紀作家意圖將平面文本空間化的衝動。
對語言的質疑
一般的認知是：以《等待果陀》爲先鋒的荒謬劇場，是現代劇場對語言質疑的前驅者。但是，劇場以語言來質疑語言可追溯甚遠，它不只是二次大戰的產物。《娃娃之家》中，Krogstad曾經抱怨過：「我不再相信好聽的話語。」此時，易卜生對語言的質疑尙停留於「意圖論」：亦即若說話者意圖眞誠，語言仍然可信，亦即語言是無辜的。象徵主義劇場極端不信任語言，認爲語言無法揭露眞相，反而掩蓋眞相，而語言的局限與意圖無關。因此，此派劇場大量採用沈默，大量貶低語言的指涉功能。表現主義劇場對語言的質疑亦不落人後。在《鬼魅奏鳴曲》裡，老人說了一段頗爲耐人尋味的話語：
談談天氣，這我們懂。談談大家的健康，這我們也懂。我比較喜歡沉默……沉默無法隱藏任何事，但字眼可以。
他進一步說，語言是一種代碼，只要有人找到世上所有語言的解碼鑰匙，他就能了解每一個文化的祕密。透過這樣的見解，我們大致可以臆測史特林堡對語言的認識：意義是不變的，而語言與它所指涉意義的關係亦呈穩定狀態。
《六個尋找作者的人物》亦對語言提出強烈的質疑。劇中，因溝通不良、彷彿雞同鴨講，父親一度激動地說：
你難道看不出來整個問題出在哪裡？在語言，語言。
他接著說道：說話者在運用語言溝通時，他是以它對語言的認識來發聲，而聽者卻是以自己對語言的認知來接收。當認知相對時，溝通不良勢所難免。於此，皮氏在意義建構的過程中將聽閱者納入考量，比起易卜生只顧意圖的看法實屬更進一層。然而，他對語言的看法有何洞見、有何盲點呢？ （待續）
文字｜紀蔚然 師大英語系副教授、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