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可兒戲》裡有「壞人」，那不是阻礙年輕人自由亂愛的Lady Bracknell或是假道學的Chasuble牧師。真正的「壞人」是將一切人事物界定得過分分明的二分法。全劇不只打破人生／藝術、自我／角色、身分／面具的二分法，尚且淡化城市與鄉村、遊戲與嚴肅、機智與俗氣之間的區別。
於先前的討論中，《不可兒戲》的一些特色，如膚淺、遊戲、矯情、又冷又酷等等，都和後現代的作風有點瓜葛。但是如果只有這些外在的神似，還不至於值得我們浪費時間把它和後現代主義牽扯一塊。後現代主義美學有一項為人津津樂道的──亦算是它最具正面意義的──精神，就是它打破了層級二分的界限。這一點《不可兒戲》也做到了。
荒謬的插曲
《不可兒戲》裡有一段令人不敢置信的插曲，其荒謬的程度不下於尤涅斯柯（Ionesco）的《禿頭女高音》。劇中，Miss Prism是一位負責照顧小孩的保姆，因她又想當個作家，平日也寫小說。有一次她用嬰兒車載著小孩（就是John）到郵局去寄文稿，一時閃神之下，竟然把文稿放在嬰兒車內，把小孩留在郵局裡了。這個插曲正好打破了人生／生命（小孩）與藝術（文稿）之間的界限，呼應到底是人生模仿藝術抑或藝術模仿人生的問題。《不可兒戲》與這個子題也有呼應的就是Cecily Cardew與Algernon Moncriff的戀情。Cecily從她的監護人John那裡得知有關”Earnest”的種種頹廢行徑。喜於浪漫幻想的她，早就在她的日記裡編織兩人的戀情。兩人初見面時，假扮為Earnest的Algernon每講一句就被天真的Cecily記錄在日記本上，而且認識不到五分鐘，Algernon隨即向Cecily求婚，後者回道：「你這個傻蛋，當然沒問題，我們已經訂婚三個月了。」這是根據Cecily的日記！於此，虛構與事實之間的分野也被搞得模糊不清了。
角色與自我
John Worthing為了到城市頹廢一番，化名為Earnest，也因此得到Gwendolen的青睞。一旦兩人的關係論及婚嫁，也就是真正到了嚴肅認真（earnest）的地步時，John其實很想從實招來：既然要結為連理，必也正名乎。偏偏Gwendolen只可能會愛上一個叫Earnest人，如果是John那就免談了。如此一來John只好繼續使用化名。
但是在好朋友Algernon面前，John找到了吐露真相的機會，而Algernon的反應令他與作為觀眾的我們啼笑皆非。他說：「既然我從認識你到現在你一直是叫Earnest，對我而言Earnest就是你。」後來，在第二幕裡，Algernon自己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得到Cecily的愛意之後，他也想正名，可是Cecily的反應與Gwendolen如出一轍。若在傳統的戲劇裡，John與Algernon所面對的障礙是無解的兩難：自我vs.角色／真實vs.扮演。但是，在王爾德的世界裡，這不是問題，因為分隔兩者之間的界限根本不存在。劇終時，John和Algernon果然就是他們所喬裝的Earnest。
沒有二分的烏托邦
如果《不可兒戲》裡有「壞人」，那不是阻礙年輕人自由亂愛的Lady Bracknell或是假道學的Chasuble牧師。真正的「壞人」是將一切人事物界定得過分分明的二分法。全劇不只打破人生／藝術、自我／角色、身分／面具的二分法，尚且淡化城市與鄉村、遊戲與嚴肅、機智與俗氣之間的區別。
於十九世紀末的文學作品裡，作家常常灌輸我們城市生活是虛假的、頹廢的，鄉居日子才是厚實的、清醒的。在《不可兒戲》的第一幕裡，我們確實也有這樣的印象：John為了想來城市頹廢一下，還得搞個化名。但是，等到第二幕場景從城市轉換到鄉村時，我們見到一樣頹廢的世界，「鄉下人」可沒其他作家想像的那麼單純或踏實。天下烏鴉一般頹廢。
求婚／結婚是嚴肅的，可是給這些人玩起來，它彷彿只是一場兒戲。Gwendolen已經對John心有所屬了，但是她有兩個堅持。首先，他的名字一定得是Earnest；再來，她雖然已經答應他的求婚了，她還是要他跪下來形式一番。同理，Cecily與Algernon的「婚事」不只是一場兒戲，簡直是荒謬。可是，在王爾德荒謬的處理手法下，這一切卻又言之成理。相反地，面對「用餐人數為幾」這種小事時，王爾德的人物偏偏以極為嚴肅的態度面對：Lady Bracknell知道晚上請客時，桌上的人數無法湊成偶數時，當下決定她先生只好自己在房裡吃飯了。最後，就人物形塑而言，傳統所謂的「機智人」與「市儈人」的分野，也因劇中全數人物的荒謬與膚淺而被打破了。
形式vs.內容
早在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出現之前，《不可兒戲》就已經做到「形式等於內容」這一點了。但兩者之間是有區隔的。《等待果陀》的成就在於做到了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完全呼應。換句話說，在該劇裡內容仍然凌駕於形式之上，形式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內容，強化內容的傳輸。這就是為何，於精神上，《等待果陀》較為偏向現代主義的美學。
在《不可兒戲》裡，形式就是內容，亦即它的內容就是形式的玩弄。兩者之間沒有主從之分。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即然它的內容都是形式上的戲耍，它是幾乎沒有傳統觀念裡所謂的內容。
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不可兒戲》非常貼近後現代主義的美學。但是，它究竟還不算是後現代時期的產物，因為它生產時代的感應結構，與一九六○年代時期的感應結構大異其趣。尤其，後現代時期作家對現代主義的不耐、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投降與焦慮、對文學「或許已死」的錯覺等等，這些完全沒有干擾到王爾德。《不可兒戲》可被形容是一部完全沒有焦慮的胡搞瞎搞。它只能用王爾德的「天才」來解釋。但是，後現代是不提作家「天才」的年代。
文字｜紀蔚然 師大英語系副教授、編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