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一群藝文青年在耕莘大禮堂公演肢體劇場作品《包袱》，以及都會情境喜劇《公雞與公寓》兩齣小品。

現今常以「耗資」多少製作費為訴求的商業市場年代，可能難以想像：原來，沒錢也能做戲。演員自備戲服、燈光從家裡扛麻將燈補充、觀眾則是靠著張貼自製海報，再打電話昭告親朋好友「催票」而來，進了「劇場」看戲，也是自助式搬著摺疊鐵椅隨性而坐。

這場熱情勝過金錢的公演儘管小眾，卻預告了台灣現代劇場「起點」——蘭陵劇坊即將誕生。蘭陵，雖然還在醞釀中，一票「準」蘭陵人早從一九七七年就開始接受心理學教授吳靜吉長達一年半的訓練，這個訓練沒有時間表，吳靜吉形容：就如貝克特名劇《等待果陀》，這群年輕人沒等到果陀，卻等到一九八○年「蘭陵劇坊」的出現。

吳靜吉催生，金士傑招兵買馬創團

吳靜吉一九七二年自美返國在政治大學任教，應美國新聞處邀請，曾在美國辣媽媽劇團（LA MAMA）有過劇場創作經驗的他，和雲門創辦人林懷民巡迴台灣演講，一個談現代劇場，一個講現代舞，吳靜吉深刻記憶：「台下一雙雙熱切的眼睛，讓人感受到台灣年輕人正在等待機會。」林懷民也說：「那是個文化匱乏的年代，可能沒多少人知道林懷民是跳現代舞的，但年輕人渴望看見世界，是一個充滿理想的年代。」

雖然，吳靜吉喜歡戲劇，但他始終認為，教育才是主業，表演藝術只是嗜好，但回國後和已故戲劇學者姚一葦當了多年鄰居，想要做個純粹欣賞者也難。姚一葦邀請吳靜吉到文化大學開戲劇活動練習課程，認識陳玲玲等一票青年戲劇學子，有一次，當吳靜吉在劍潭參加一項「人際交流分析」研討會時，陳玲玲帶來一位高挑的年輕人金士傑，遊說吳靜吉到耕莘實驗劇團帶領訓練課程。

屏東農專畢業的金士傑，在鄉下養了一年多的豬，壓抑不住心中蠢動的藝術夢北上，原本立志要成為小說家、電影導演，在作家張曉風的基督教藝術團契演了《和氏璧》、《第三害》等話劇，後來，接下耕莘實驗劇團團長職務，從此人生轉了彎到了劇場。

金士傑說，年輕時的他，看了很多文學、電影，就自以為有三兩三，自視甚高，現在回想起來，只是些自以為是的知識與判斷。從周渝手中接下耕莘，他想重新洗牌，歸零一切重來。一方面說動吳靜吉開課，一方面到處找尋新團員。

招兵買馬過程中，最常出現的對話就是：「要組劇團」、「不錯、不錯」、「有沒有經費」，當金士傑搖頭回答時，得到的回應通常是拍拍他的肩膀苦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那個年代，物質慾望雖低，卻也沒少。」不過，金士傑還是找到一批志同道合夥伴，卓明、黃承晃、劉靜敏（現優人神鼓藝術總監劉若瑀）、蔡宏榮、旅居台灣的澳洲人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等人，金士傑的堂姐金士會也被拉了進來。

渴求改變現狀，這群「知青」替未來暖身

劉若瑀形容，一九八○年代前後的台灣，正吹起一股文藝復興風，白天，大家各自為五斗米奮鬥，家庭主婦、倉庫管理員、藝文團體行政、電視公司打零工；工作一結束，一票人在《影響雜誌》寫影評、在西門町試片室看藝術電影。

第一代蘭陵人卓明說，這就是那時「知青」典型吧，寫影評時熱烈討論「等待大師」，但台灣劇場界的大師呢？「當時的話劇，不是取材自歷史，教忠教孝，就是民初大陸，情感經驗和我們有距離，連說話都要字正腔圓。」正因為受不了傳統話劇制式化的束縛，卓明提前從政戰學校影劇系落跑。

金士傑也無法忍受，只有一種說故事方式的戲劇表演，他認為，觀眾不自覺被教育成「懶惰」和「營養不良」，與其每回看完戲罵別人，金士傑決定自己做戲讓別人罵。

一堆對現狀不滿的藝文知青，就這樣一頭栽進吳靜吉天馬行空的戲劇實驗場，一年半訓練期間，沒有任何作品發表，身為團長的金士傑心情起起伏伏，訓練有所收穫就享受其中，但看到某些團員很久沒出現，默默退出訓練就開始著急。

金士傑後來想通了，這既是吳靜吉給的「暗示」，就接受它，「只要戲劇熱情還在，今年不做，明年做，明年不做，後年做，就好好儲存能量。」金士傑回想起來，蘭陵一九八○年創團後，發表《荷珠新配》、《貓的天堂》能夠受到歡迎，和那時打下的基礎有很大關係。

經歷蘭陵「前身」耕莘時期《包袱》、《公雞與公寓》、《新春歌謠音樂會》等演出，一九八○年第一屆實驗劇展舉行，終於催生了蘭陵劇坊。

「蘭陵」初試啼聲，喚出劇場新希望

「我們第一次有了經費可以做戲。」一九八○年四月某個晚上，大夥聚在劉若瑀家中，參加吳靜吉主持的腦力激盪會議，吳靜吉要大家三十分鐘內想出一百個團名，結果，想出的名字超過一百五十個，從蘭陵王入陣曲得到靈感的「蘭陵劇坊」，擊敗另一高分的「炎黃劇場」。

一九八○年七月，金士傑從京劇《荷珠配》發展的《荷珠新配》在第一屆實驗劇展首演，因為這齣戲才加入蘭陵的李國修永遠難忘：《荷珠新配》首演當晚，觀眾笑聲「掀翻屋頂的力道」前所未見，身為演員的他，也感受到那種瘋狂，「爽到了」。

同年，卓明從左拉小說發展的肢體劇場作品《貓的天堂》同樣受到關注。戲裡的貓說些「咪咪喵喵」聽不懂的語言，評論認為「聽起來反見耳根清靜」，還有人憐惜地想將受到野貓欺負的家貓帶回家。

蘭陵的出現，為台灣表演藝術注入一股清新力量，只要戲一發表，報社副刊開座談會、文化人寫文章，那種一家人的氛圍正如導演王小棣在一次座談會所說：「蘭陵就像當年的紅葉棒球隊一樣，給人無限希望。」林懷民推薦楊牧去看蘭陵排練，去之前還有些勉強的楊牧，看了蘭陵團員在地下室汗流浹背地排練《父與子》、《貓的天堂》，改變了他以為台北沒有戲劇的想法，寫下「蘭陵劇坊的一夜，是我十年來藝術追尋裡，最感動的一夜。」

藝術家蔣勳回憶，當時蘭陵人擠在一間公寓頂樓客廳排《荷珠新配》，他光是走進去就已汗如雨下，團員對戲劇的巨大熱情令人感動。他提醒，今年慶祝蘭陵三十的特別日子裡，最大意義可能不是重演舊作，而是找回蘭陵的精神。在物質匱乏年代，還保有勇於挑戰的實驗精神，直到現在都還堅持戲劇這條路，這樣可貴的精神已經難尋。

李國修則迷戀於蘭陵早年一輛遊覽車巡迴演出《荷珠新配》流浪戲班的感覺，那時沒有高鐵，沒錢坐飛機，一群戲子伶人擠在一輛遊覽車上，蘭陵人的情感就是這樣擠出來的，那是李國修最快樂的時光。後來，李國修創立屏風表演班，英文名字用了Troupe這個字，多少想將巡迴流浪劇團的氛圍延續下去。

吳靜吉說，蘭陵劇坊本身就是個作品，一群生活在一九八○年代台灣的年輕人，追尋一條適合他們行走的道路。雖然，蘭陵創作主力落在金士傑、卓明兩人身上，但蘭陵老團員黃承晃、金士會、旅歐作家陳玉慧，以及曾與吳靜吉在LA MAMA成立亞美劇社的葉青，都曾在蘭陵創作過。導演賴聲川自美返國後，也在蘭陵邀請下合作《摘星》，以同樣集體即興創作精神，排練出這齣以台灣啟智教育為背景的劇作。

金士傑回憶，排練《摘星》那段時間經常走訪啟智中心，那些小朋友成了他表演最好的小老師，他才發現：原來演員可以和角色有如此深入、友善而美好的互動關係。

蘭陵的淡出，不是結束而是百花齊放

總結從《包袱》到一九八九年最後一齣戲《螢火》，這十年黃金歲月，對蘭陵人來說是藝術重於一切。金士傑回憶，打開抽屜，常是飯錢只夠吃到明天中午的窘境，但好活歹活還是活了過來，藝術創作卻是不能一日懈怠。

當年在排《懸絲人》時，金士傑為了賺點生活費在電視台接了個小角色，雖然早早聲明錄影一定要準時結束，好趕回去排戲，但還是延誤了，從來捨不得坐計程車的金士傑，從電視台叫了輛車火速趕去排戲，還是遲了一小時，一進排練場，他躲到換衣間嚎啕大哭，怪自己竟然為了一點麵包錢遲到，這種「詆毀」劇場的行為讓金士傑不能原諒自己。

金士傑形容，在蘭陵是「英雄遇到英雄」、「窮人碰上窮人」，但戲再好，總有落幕的時候。吳靜吉以心理學十年規則，分析蘭陵走到十年高峰就戛然而止的原因。吳靜吉曾想過，十年的蘭陵是否該走向LA MAMA的發展模式，但他把自己定位為蘭陵的助長人，並非如LA MAMA的創辦人Ellen Stewart主導一切，再加上當時環境不允許一團獨大，吳靜吉認為，如果蘭陵可以繼續經營下去就做，如果不行，就慢慢淡出。

卓明說，金士傑和他就像蘭陵的爸爸和媽媽，一個管創作、一個管行政，但十年也累了，加上文建會委託五期的表演人才研習計畫停辦，難以支應龐大的排練場租金，擔負行政重任的他，很想再重回創作。金士傑則驚覺自己的創作已在原地踏步，在蘭陵最後一齣作品《螢火》裡，他以「傻子尋找春天」暗示，十年到了，該是換檔的時候。

吳靜吉認為，蘭陵的淡出不是結束，而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開始——掐指算算，李國修的屏風、劉若瑀的優人神鼓、李永豐的紙風車、趙自強的如果等十多個戲劇團體，都是蘭陵人創立的，還不包括散居海內外在電影、劇場、學術、傳播領域發展的人。

這讓身為蘭陵精神導師的吳靜吉很欣慰，蘭陵創意精神已開枝散葉。正如李國修三十年後再看蘭陵：「我始終相信酒店還在，店門口有個老闆和一群酒客依然流連絮語，終夜不走。……三十年後，依然清晰看見酒店的招牌——蘭陵劇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