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的變奏》與《我用鋼琴改變世界》都是年輕演奏家所寫的自傳，關注的層面和動機則迥異。但我們若是瞭解到所有的自傳既是揭露（discover），也是覆蓋（cover），或許在這兩本書裡頭會找到更多的共通點。
伊蓮．葛莉茉（Helene Grimaud）發行新錄音並不讓人驚訝，但是乍看她出版「傳記」，卻在意料之外。藝術家出傳記或回憶錄，意味著年紀或藝術高度，那麼一九六九年出生的葛莉茉在二○○三年出了法文版的《野性的變奏》，她到底想說什麼？
像葛莉茉這樣的鋼琴家，不難引人好奇。唱片封面的清麗臉龐帶著淺笑，一個美麗的法國女子吧，上過VOGUE雜誌，替名錶、服飾、珠寶代言，似乎是個跟資本主義的消費商品文化處得很好的藝術家，然後她熱愛狼，在紐約創立「狼群保護中心」，更是一個絕佳的話題，對於提高知名度大有加分。
還有，葛莉茉沒有得過國際大獎——得獎，才有唱片與音樂會合約，這幾乎是當今演奏家出頭的要件，但是她在念巴黎音樂院的時候，就灌錄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得到法國年度唱片大獎，那年她十五歲。
葛莉茉《野性的變奏》處理生命的底蘊
對葛莉茉稍有印象的話，會以為她是一個受到上天眷顧保佑的人，集美貌、才能、運氣於一身，但是翻開她的傳記，迎面而來的卻是風暴，充滿了對抗、詛咒。讀者看到一個生來就桀驁不馴的女孩，有著《艾蜜莉的異想世界》主角的纖細敏感、與世界格格不入，以及更多的殘忍與衝撞。當葛莉茉說她的童年印象充滿了大人說的「不」時：不滿足、不聽話、不知足……，她已經擺出了一個貝多芬式的戰鬥姿態──「非得這樣不可嗎？」（Muss es sein?）
這似乎是葛莉茉的宿命，她是被逼得去面對自己與世界的關係，而音樂則是最重要的調解方式。她沒說音樂是救贖，而是在那麼寬廣的藝術天地，為反叛與孤獨找到了存在空間。
這點和郎朗很不相同，音樂之於郎朗，更像一個工具，或說武器。透過音樂，郎朗滿足了父母的期望，擺脫了出身環境的限制，征服了世界，名利雙收。如果打籃球能讓郎朗達到這些目的，想必他不會排斥成為職籃選手，業餘再玩點音樂就好。
但是對葛莉茉，音樂是生命交關的事，「非得如此不可」（Es muss sein）。《野性的變奏》充滿了文學性，因為葛莉茉要處理的是生命的底蘊，她熱愛狼，也熱愛布拉姆斯與舒曼，那是揉合了對熱切、孤傲的生命情調的嚮往。《野性的變奏》是一場細緻的文字表演，葛莉茉似乎更在意增加讀者對狼的好感，而不想贏得讀者對她的喜愛。
郎朗《我用鋼琴改變世界》寫的是成功的故事
基本上，郎朗的自傳《我用鋼琴改變世界》講的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有人靠賣鞋發家致富，郎朗則是靠鋼琴。同時，身為一個開展演藝事業的音樂家，郎朗透過傳記來滿足世人的好奇、塑造自己的形象、巧妙化解對他的疑問和敵意。郎朗是想得到讀者的喜愛的，而莎士比亞、湯姆和傑瑞、格拉夫曼，都是郎朗希望拉近和讀者距離的道具。
《野性的變奏》與《我用鋼琴改變世界》都是年輕演奏家所寫的自傳，關注的層面和動機則迥異。但我們若是瞭解到所有的自傳既是揭露（discover），也是覆蓋（cover），或許在這兩本書裡頭會找到更多的共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