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建會主委黃碧端請辭之後，新任主委由台北市研考會前主委、台北聽奧總執行長盛治仁接任。盛治仁並非出自傳統的文化界人士，高層希望借重盛治仁在文化創意上的表現，盛治仁成功籌辦聽奧後，層峰對他整合藝文團體的能力大為激賞，希望藉由這項人事，為文建會注入新的活力。文建會主委換人風波，從八八水災引發的內閣總辭便開始鬧得沸沸揚揚，前主委黃碧端之請辭風波又引發媒體報導部分文化人士認為這表示政府不重視文化，內閣改組中文化部門不受重視。文建會主委更迭頻繁，從一九八一年至今，已先後更換十一位主委，任期不一，作風各異，因而文建會工作績效見仁見智。綜觀來看，如何看待文建會在中央政府底下的角色？對於新任主委，又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
台灣文化界的尷尬和弔詭處境在於：一方面，施政上，文化向來都處於邊陲位置；另方面，它又具有大家無法挑戰的神聖性與正當性。執政者因此皆會標榜文化，但有無實際的文化生活與建構則另當別論。認知這種弔詭性，我們才能進一步思考這個任命該著力於何處。
當文化被視為一種資源給予與收受的關係時，文化的正當性與神聖性在公部門其實是被消磨與減損的。文建會主委為何會更換如此頻繁？想想，當這個部會經費只佔政府1%到2%時，主委自然就是邊陲性的。相反的，如果真以文化立國，注重心靈，文化首長或文化界即使一無所有，也代表著核心的價值。所以歸納起來，文建會主委的選擇可以有二，一是著重分配性，要此人選擅於分配資源，協調部會；二是側重正當性，那就需要具有文化形象與聲望，以表彰文化之不可磨滅的價值。所以說，當文化人期待首長時，須自己明白要將文化的定位放在哪裡，到底著重其中的哪個點，如此來判斷好壞才會清楚。若是期盼具有神聖性、代表性之人物，來彰顯文化的正當性，而非著眼於資源分配，盛治仁的任命，就缺乏正當性，遭到反彈也就必然；但若從分配性來看，他如能爭取資源空間，這個任命就不見得是不妥的。當然，「分配性」與「正當性」也有可能兩者得兼，在此，盛治仁若能一方面發揮政治學者的專長，開創一些文化的施展空間；另方面雖是行外，但尊重行內的正當性，顯現該有的謙卑，甚而因這經驗而成為一個文化人，彰顯文化價值，這個任命就會帶來好結果。反之，若混淆了這分際，也就難免產生一定的副作用。（採訪整理 周倩漪）
文字｜林谷芳 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