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多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戲劇的實踐上別有見地,透過香港戲劇學者方梓勳以對話問答,讓高行健道出他的戲劇理念與創作觀。他指出,如果戲劇家有種社會職能,最多只能是一個觀察者,一個揭示者,藝術家要有一雙冷眼,一雙把自我盡量排除的中性的眼睛,當然也排除掉盲目的自戀,做一個冷靜清醒的觀察者,對世界的認知才會開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身兼小說家、劇作家、評論家、畫家等身分,近年又開始擔任電影導演。要創作者,分出一個分身來談理論,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香港戲劇學者方梓勳以對話問答的方式,讓高行健慷慨道出戲劇理念與創作觀,整理出《論戲劇》,無論在戲劇創作、美學、甚至人生,都展現了大師的胸襟與視野。
戲劇家應是「冷眼」的觀察者
高行健曾提出「冷的文學」口號,認為文學不應該像革命一樣,鬧得轟轟烈烈,而是「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與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在《論戲劇》裡,他也提出「冷的戲劇」。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開創實驗戲劇,高行健難免被冠上顛覆社會、批判歷史的「責任」。但他認為,如果戲劇家有種社會職能,最多只能是一個觀察者,一個揭示者。「責任」只會把道德裁決和政治是非牽涉進來,如果戲劇家好為人師,會把這門藝術變得乏味不堪。因此,他提出,「責任」,不如用「冷眼」來取代,藝術家要有一雙冷眼,一雙把自我盡量排除的中性的眼睛,當然也排除掉盲目的自戀,做一個冷靜清醒的觀察者,對世界的認知才會開始。
要如此「冷」,談何容易?高行健提出兩個途徑,一個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一個是東方的禪宗。但是,「戲劇家要是也作心理分析,戲就沒法看了」,得再仰賴特殊的藝術手段,讓這混沌的自我得以清醒觀審。
這一層層如剝洋蔥的思考與實踐,也反映在高行健對「表演」的要求與定義上。近代戲劇從易卜生開始,重視思想和社會問題,主導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劇壇。中國引進了這種現實主義的社會問題劇,卻摒除了舞蹈和音樂,把「戲劇」直接變為「話劇」,著重台詞,表演變得貧乏,戲劇變成思想宣講。
全能戲劇的全新表演
高行健提出「全能戲劇」觀念,它源自中國傳統戲曲,演員能說、能唱、能舞,有扮相和身段,還能武打。中國傳統劇目從音樂、唱腔、角色、表演,都經過嚴格的程式化,是數百年積累下來的文化遺產,他不主張輕易改革。但是如果是新創作的劇目,跟現時代完全脫節的程式就沒有必要照搬。高行健認為,像中國大陸的「京劇改革」,是把內容換成革命題材,卻固守京劇的老程式,政治意涵且不去說,光就藝術,就不倫不類了。
然而,在高行健的《八月雪》裡,他使用唱、演、舞、打、雜技於一身的京劇演員,卻又要他們放下原有的架子,化解原有的程式。他請來舞蹈家林秀偉幫助訓練現代舞,又請來聲樂家教發聲、教呼吸。他並不撇開傳統技藝,空談超越,而是確認演員已有的素質,打碎固有程式去產生新的表現。
高行健不諱言,戲劇藝術在現今這個時代已經很脆弱了,在集權政治下受到的是審查監控,在消費社會則是票房的壓力,劇作家如今已經不是一種謀生的職業,作家所以還寫這種非功利的劇作,顯然是出自於內心的必要,「劇作家藉劇場這塊寶地,戲弄人生、嬉笑怒罵、嬌嗔哀怨、裝瘋賣傻、悲天憫人,無不盡興……從上帝到鬼魂,從現實到夢境,從歷史到時是,從潛意識到內心的隱秘,一無禁忌。」戲劇乃遊戲人生,也正因為是做戲,劇作家便贏得了寶貴的表述的自由。